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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在世时，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到庄园去，而且往往饭后立即驾车出发，我和罗斯库斯占着前座，祖父、凯蒂和杰生坐在后排。辕马飞奔，祖父和罗斯库斯也就谈开了。这些马匹在附近地区是首屈一指的，不但平路上疾驶如飞，连一些山坡也都一驰而过。然而，我们是在密西西比州北部山区驰驱，所以翻过一些陡坡时，我和罗斯库斯难免要闻到些祖父的雪茄烟味。

庄园离家四英里。树木掩映之中，一排长长的矮屋，不施油漆；但黑人区的一位名叫山姆·法泽斯的巧手木匠把它修葺、保养得整整齐齐，结结实实。屋后是仓库和熏制房，再远一点就是住宿区了，同样被山姆·法泽斯拾掇得井井有条。他专司其事，别的什么也不干。人们说他将近一百岁了。他与黑人住在一起，黑人们称他“蓝牙龈”；而白人叫他黑人。但他并非黑人，这就是我所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我们一到达庄园，管家斯托克斯先生就会派一个黑人小孩陪伴凯蒂和杰生去小溪钓鱼，因为凯蒂是个女孩，杰生过于齿稚，而我又偏偏不肯奉陪。我喜欢到山姆·法泽斯的木工间去，他不是在制车轭就是在造车轮。我去时总要捎些烟丝给他。那时，他便会放下手上的活计，掏出烟斗——他自己用溪里的泥土和芦苇杆做的——装上烟丝，对我絮絮叨叨地叙谈往事。他象黑人一般说话，就是说，他谈吐的神气宛如黑人，但说的话语却不一样。他长着黑人的头发，可他的皮肤却较肤色浅的黑人还淡一些，而鼻子、嘴巴、下巴都不是黑人的样子。他年事已高，那垂暮的体态，愈见迥异于黑人：腰板挺直，虽不高大，却胸厚肩宽。他表情安详，从容不迫，无论工作时，抑或别人、甚至白人对他说话，抑或他对我闲聊，都始终如一。即使他独自一人上屋顶锤打铁钉，也是这副神态。他间或把手上的活计在凳上一搁，坐下抽烟，即使斯托克斯先生，甚至我祖父从一旁走来，他也不会仓促跳起，去埋头干活。

所以，我送上烟丝时，他就往往撂下活儿，坐下装上烟斗，跟我唠叨起来。

“这些黑人，”他说，“他们叫我‘蓝牙龈大叔’，而白人他们却叫我山姆·法泽斯。”

“你不叫山姆·法泽斯吗？”我问道。

“不，过去不这么叫。我记得，我记得直到我象你这般年纪时，我只见过一个白人，一个每年夏天都到庄园上来的威士忌酒贩。我这个名字是头人取的，不过他并不叫我山姆·法泽斯。”

“头人？”我说。

“这儿的庄园，黑人当时都是他的，我妈妈也是他的，我长大前见到的土地都属于他。他是个乔克图族的头人。他把我妈妈卖给你太爷爷，还说如果我不想走就不必离开这儿，因为我当时已经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了。就是他给我取了法泽斯这个名字，意思是‘有两个父亲’。”

“‘有两个父亲’？”我说，“那不是名字，根本不是。”

“一度是的。你听我说。”

2

这件事是我能记事的时候，赫尔曼·巴斯克特告诉我的。他说杜姆从新奥尔良回来时带来六个黑人，其中有个女人，虽然赫尔曼·巴斯克特说当时庄园中的黑人已经多得无法使唤。他们有时就会驱使黑人和猎犬赛跑，就象你们追捕狐、猫和浣熊一样。而杜姆又从新奥尔良带回六个。他声称是在汽船上赢来的，所以不能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下汽船时，除了这六个黑人，还随带着一只装有活东西的大箱子和一只盛着新奥尔良盐末的、金表那么大的小金盒子。赫尔曼·巴斯克特随即叙述了杜姆如何从大箱子里抓出一条小狗，用面包和一撮金盒中的盐末搓成一粒药丸以及如何将药丸塞进小狗的嘴巴，小狗就立刻倒地毙命。

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就是那么一种人。他说那天夜晚杜姆下船时穿着一件缀满金饰的外衣，戴着三只金表。赫尔曼·巴斯克特还说，虽然事隔七年，但杜姆的眼睛却依然如故，与他出走之前的眼睛一模一样。那时他的名字还不叫杜姆，他与赫尔曼·巴斯克特以及我爸爸当时一如村童，常在夜晚睡在同一张草席上抵足而卧，娓娓长谈。

杜姆的原名是伊凯摩塔勃，他并不是生来就配当头人的。杜姆的舅舅才是头人，他自己有儿子，还有一个兄弟。甚至在那时，在杜姆与你一样年幼时，头人有时就瞟着眼看杜姆说：“外甥啊，你眼露凶光，象匹劣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