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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中的疏离,远距离中的亲密。

这两句话，就道尽了我和外祖母之间奇特的关系。

童年时，到外祖母的家去，总看到她在忙。白天去，她忙于缝纫；一双手，上上下下地移动着布料；一双脚，在踏板上不停地踩呀踩的；手和脚，同样地专注。就这样，一袭袭“会说话的衣裳”，便活灵活现地缝就了。顾客穿上之后，惊喜地发现，外祖母缝的衣裳，总会扬长避短地“说”出她们身材的优点——瘦弱者看起来窈窕飘逸，秀气无比；肥胖者则显得珠圆玉润，福气无限。

客似云来，她应接不暇。

每当别家的祖母忙忙碌碌地在厨房以精湛的厨艺为儿孙制造一缕缕氤氲的香气时，我的外祖母却把自己“定格”在缝纫机前，在“扎扎扎、扎扎扎”那千篇一律的声响里浮浮沉沉。有时，友伴埋怨她家祖母像一架坏了的录音机般唠叨不休时，我心里总羡慕地想道：嘿嘿，那绝对比“扎扎扎、扎扎扎”的声音来得动听!

晚上，到外祖母家去，看到的，同样是一个“冷冰冰”的外祖母；她依然是一尊塑像，不过，这时，她面对的，不再是缝纫机，而是书桌。

在那荧荧的灯火下，温暖的书香好似云絮一般包围了她。和坐在缝纫机前的那个人相较，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当她缝衣时，脸上不苟言笑的专注，有着为稻粱谋的辛劳；然而，当她执卷而读、执笔而写时，她是她自己，她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脸上因此便绽放了一种蔷薇花瓣的流光溢彩，那是一种不属于她年龄的亮光。

由出世而至离开山城的那八年里，外祖母于我而言，仅仅是皮影戏里一个不真切的影子，我们同样住在怡保，可是，我们的心，却像搁在不同的星球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移居新加坡后，在那个没有电邮和手机的年头里，外祖母和母亲，靠着鱼雁往返互通信息。我升上中学后，有一天，在外祖母的信笺里，母亲发现多了一张附函，呵，原来那是写给我的。

从那天开始，祖孙俩隔着四百公里的距离，开始了亲密无间的交流。信笺里，永远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反之，它们像是一艘艘载满了书籍的轮船，频密地驶进了我思想的港湾里。

这时的外祖母，已从“皮影戏”里走了出来，成了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我从外祖母那秀里秀气的字迹里，看到了她坎坷的一生，体会到了她的痛苦、挣扎、焦灼；我也同时看到了她的快乐、渴求、寄望。

外祖父暮年时生意的失败，她只当是命运多舛，为了负担家计而终日操劳，她毫无怨言；可是，外祖父中年感情的背叛，却是她一生永远无法痊愈的伤与痛。她在时间的夹缝里，逃进了文字的乐园，享受现实生活里无法给予她的大快乐。与此同时，她又深切地感觉暮年已近，剩余的时光不多，于是，只好和时间拼命赛跑，哪怕只有一分半秒的闲暇，她都要去感受文字温润的光泽。

我是在成长以后才慢慢理解了外祖母复杂的心态的。

有一回，外祖母从怡保到新加坡小住，我给她买了一摞书，她眉眼闪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璀璨笑意。在这一刻，我忽然想到，文字，其实是她心灵的医生；至爱的丈夫背叛了她，可文字却一生一世对她忠心耿耿，她于是把所有的爱转移了给文字，借此来抚平那份摧心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