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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了肖雪慧女士写的《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能证明什么？》一文。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研究中，肖认为希特勒他之所以能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德国民主制度不健全为他的上台和实现独裁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是一种流行的观点。我不完全否定这种观点，单纯从制度的框架寻找答案，我认为其解释力是有限的。

制度固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若缺少与其相应的文化内涵的支持，就会常使规范的原意尽失，甚或有相反的效果出现。这方面，许多实行民主的、非基督文化的国家都可能作为佐证。

谈文化的作用，首先就得涉及宗教；因为文化与宗教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是外在表现，宗教是精神源头。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看来，由于宗教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类社会有了道德伦理，有了精神秩序。即宗教规范着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

著名学者杨小凯先生也以实证的方法，总结了宗教文化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后，以新教的英国和天主教的法国为例，归纳性出一个结论：宗教决定了一个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

事实上，杨小凯先生与马克斯.韦伯在关于宗教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上的观点如出一辙。我很同意杨小凯先生的见识：在某种情形之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往往等同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这是因为宗教提供了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决定各项事物偏好结构的基本模式。

对于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德国为何能产生纳粹这样的反人类的法西斯组织，要着手于战前的德国政治学研究，那么就不得不得从路德宗说起。

在16世纪20年代的文艺复兴时期，新教因着路德和加尔文在教义枝节上的分歧，形成了两条主线。一是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教改革形成了路德宗；二是其后继者加尔文在北欧创立了归正宗。虽然路德宗和归正宗都从属于主张回归圣经的新教，在教义上表现为强调“因信称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天主教改革的产物。不过，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路德宗和归正宗却存在著不同的走向。

归正宗（加尔文）认为，当一个世俗秩序与基督的旨意和法则相矛盾的时候不能顺从；因为基督是王，违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的旨意和法规的统治者，基督徒不可以服从。加尔文为此还引用了彼得和保罗的教导：“当顺从神，而不当顺从人”（ 使徒行传5:29）；“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因此不要作人的奴仆”（林前7:23）。加尔文恢复了人的罪性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虽然人们常把路德看为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旗手，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有些是模糊不清的。路德宗片面理解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讲的世俗权力来自上帝的观念，把顺服政权和服从政权混为一谈。因此，在路德宗中，把所有的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不容质疑，即便是对于不义的世俗政权也是如此。循此路径，他认为教会与国家应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应互相支持，互相纠正。为此，他强调教会应该以爱和饶恕来治理，而国家政权则应用刀、正义的力量来统治。

路德允许国家权力染指教会的个思想降低了教会的属天性质，与圣经背道而驰。按照圣经，教会是上帝的肢体，因此教会必须由上帝亲自来管理统治，然而，由于上帝并不是有形地住在我们中间，为了达成教会的圣洁，上帝委派了牧师和教师来教导他的子民。

路德的把世俗的东西神圣化的思想，几百年来，在德国人心中影响深远，积淀成了德国人的固有文化心理，为德国民众在政治上接受专制主义留下了空隙。

在1919年，德国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出台了《德意志国宪法》（史称《魏玛宪法》）。魏玛宪法不仅囊括了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还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条文。《魏玛宪法》以民主宪法著称，“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傅国涌语）”

但是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希特勒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自诩自己是德意志全体人民的代表，声称为了拯救德国业已崩溃的经济，亦即为了拯救贫困潦倒的德意志人民的需要，命令宣布取消了《魏玛宪法》中已经生效的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文规定，如罢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希特勒如此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抵制和反抗，相反却得到了德国人的普遍欢迎和拥护。

希特勒的统治手法是非常高超的。剥夺人民的自由，对异议言论的打压，包括对那些不符合纳粹口味的书籍、报章的焚毁，希特勒并没有用非法手段来进行，而是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独裁披上合法的外衣。因为所有这些提议，都是假借人民之口。

把人神圣化的心里必然导致人们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一种盲目的迷信，一种强烈的依附感，当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时，变得竟如此轻率和软弱。于是乎，当希特勒煽起民族主义狂热的时候，德国人那样为他的野心赴汤蹈火、心甘情愿地卖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基督宗教关注人的罪恶本性，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人性观在告诫人们，每一种人类事业中都暗藏着人的不可避免的邪恶成份，而在每一种社会政治业绩中，都可能潜隐着暴政的危险。这是人类对上帝的背叛的注定命运，是人类的悲剧性现实。

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软弱，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启示。当初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忘记了出埃及的终极目的是要进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而仅仅为了眼前利益，藐视上帝的警告，把自己的命运交托在偶像里，正如愚顽的牲畜前往被宰杀之地一样，结果就受到了当得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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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