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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贺。辛卯，诏：“在朝文班，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授官之日，各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任、懦弱不理，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乙未，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如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

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赐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药钱帛各有差，仍降诏存问。壬戌，诏曰：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人之不逮哉！

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耶？岂左右前后有所畏忌耶？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耶？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阙。”则是士大夫之有禄位，无不言之人。然则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过也。得不求骨鲠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量之深浅，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辞有谬误者，固当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搏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其军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夹胡卢河为垒。（《通鉴》：浚胡卢河在正月，至三月始建军额。）先是，贝、冀之境密迩北疆，居常敌骑涉河而南，驰突往来洞无阻碍，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图定策，遣许州节度使王彦超、曹州节度使韩通等领兵他徙，筑垒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毕，契丹众寻至，彦超等击退之。及垒成，颇扼要害，自是敌骑虽至，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书礼部贡院进新及第进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试诗赋、文论、策文等。诏曰：“国家设贡举之司，求英俊之士，务询文行，方中科名。比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放举人，试令看验，果见纰缪，须至去留。其李覃、何〈日严〉、杨徽之、赵邻几等四人，宜放及第。其严说、武允成、王汾、闾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张慎徽、王翥、马文、刘选、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艺学未精，并宜勾落，且令苦学，以俟再来。礼部侍郎刘温叟失于选士，颇属因循，据其过尤，合行谴谪，尚视宽恕，特与矜容，刘温叟放罪，其将来贡举公事，仍令所司别具条理以闻。”

夏四月庚戌，以内客省使李彦頵为延州留后。辛亥，诏：“应自外新除御史，未经朝谢，行过州府，不得受馆驿供给及所在公礼。”乙卯，诏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期以来春兴役。戊午，以翰林学士、给事中窦仪为礼部侍郎，依前充职；以礼部侍郎刘温叟为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杨昭俭为御史中丞。是月，诏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首，帝亲览之。（《宋史·陶蒨传》：世宗谓宰相曰：“朕观历代君臣治平之道，诚为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后，乱臣黠将，僣窃者多。今中原甫定，吴、蜀、幽、并尚未平附，声教未能远被，宣令近臣各为论策，宜导经济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以进。其略率以修文德、来远人为意，惟蒨与窦仪、杨昭俭、王朴以封疆密迩江、淮，当用师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