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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