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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天福二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庙，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礼以闻。”从之。二月，太常埔士段颙议曰：

夫宗庙之制，历代为难，须考礼经，以求故事。谨按《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尧之庙也，犹未载其数。又按《郊祀录》曰：夏立五庙，商立六庙，周立七庙。汉初立祖宗庙于郡国，共计一百六十七所。后汉光武中兴后，别立六庙。魏明帝初立亲庙四，后重议依周法立七庙。晋武帝受禅，初立六庙，后复立七庙。宋武帝初立六庙，齐朝亦立六庙。隋文帝受命，初立亲庙四，至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议立七庙。次属传禅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庙于长安，至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遂立七庙，至开元十一年后，创立九庙。又按《礼记·丧服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郑氏注云：高祖巳下至祢四世，即亲尽也，更立始祖为不迁之庙，共五庙也。又按《礼记·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语》、《春秋穀梁传》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此是降杀以两之义。又按《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按《疑义》云：天子立七庙，或四庙，盖有其义也。如四庙者，从祢至高祖已下亲尽，故有四庙之理。又立七庙者，缘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亲庙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所以有五庙、六庙，或七庙、九庙，欲后代子孙观其功德，故《尚书》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矣。又按周舍论云：“自江左已来，晋、宋、齐、梁相承，多立七庙。”今臣等参详，唯立七庙，即并通其理。伏缘宗庙事大，不敢执以一理定之，故检七庙、四庙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论者，并皆勿取。请下三省集百官详议。

敕旨宜依。左仆射刘昫等议曰：

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于尚书省集议太常博士段颙所议宗庙事。伏以将敷至化，以达万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庙。故《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庙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减五，多不过七。”又云：“天子七庙，皆据周也。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若诸侯庙制，虽有其人，则不过五。此则天子、诸侯七、五之异明矣。”至于三代已后魏、晋、宋、齐、隋及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盖于建国之始，不盈七庙之数也。今欲请立自高祖已下四亲庙，其始祖一庙，未敢轻议，伏俟圣裁。

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曰：

臣前月中预都省集议宗庙事，伏见议状于亲庙之外，请别立始祖一庙，近奏中书门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议定闻奏者。

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唯商、周二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与四亲庙。”又曰：“商人六庙，契及成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庙，不立太祖，惟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据《王制》郑玄所释，即商、周以稷、契为太祖，夏后无太祖，亦无追谥之庙。自商、周以来，时更十代，皆于亲庙之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无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词繁，事要证明，须陈梗概。汉以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魏以曹公相汉，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为太祖。晋以宣王辅魏有功，立为高祖，以景帝始封晋，故为太祖。宋氏先世，官阀卑微，虽追崇帝号，刘裕自为高祖。南齐高帝之父，位至右将军，生无封爵，不得为太祖，高帝自为太祖。梁武帝父顺之，佐佑齐室，封侯，位至领军、丹阳尹，虽不受封于梁，亦为太祖。陈武帝父文赞，生无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赠侍中，封义兴公，及武帝即位，亦追为太祖。周闵帝以父泰相西魏，经营王业，始封于周，故为太祖。隋文帝父忠，辅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祖父虎为周八柱国，隋代追封唐公，故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庙，朱公先世无名位，虽追册四庙，不立太祖，朱公自为太祖。此则前代追册太祖，不出亲庙之成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