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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母亲同样害有心病的，是阿姨。家里添丁加口以后，阿姨来得勤了，说是来做针线，帮锅灶，实际在察言观色，看我受不受气。一天，母亲上街买肉，阿姨把我妹妹抱在膝上，一边给梳头，一边爱怜地说，阿姨生了那么多小子，就缺个闺女，难怪你妈金贵你，打扮得这么整齐。旋又看我一眼，说看看你大哥，头发那么长了，像个野人，也不去理一理，袖口磨破了，也不提醒你妈缝一缝……谁知这话正好全被街门外的母亲听到了，她品出了其中的醋意，遂将大门哐啷一把推开，怒气冲冲进来说，姐姐你要不放心，干脆领回去算了，省的你老是防贼一样提防我。阿姨自知失言，连忙赔不是，说，我不就唠叨两句，哪有责怪的意思，便借口家里牲口没人喂，眼泪汪汪地走了。母亲拦不住，赌气说，肉都买了，你要走，以后就别来。阿姨径自嘟囔说，不来就不来，但你可要把心放平。我原是为你好，现在反倒成罪人了。阿姨走时委屈的样子，看着真是可怜，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不来哪可能呢？毕竟是亲姊妹。遇有小病小灾，急事难事，相互跑得比谁都欢。那年母亲攒够了钱，动工修三孔窑洞，阿姨一家全来帮工，烧火做饭，挑土背砖，挖地基垒院墙，4个月下来，硬是耽搁了一茬庄稼。但眼看我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都打心眼里高兴，干得既卖力、又兴奋，像自家办喜事一样，满脸光彩。

    平心而论，母亲并不像阿姨担心的那样。她虽然相信韩非子那句“慈母有败子”的浑话，对我近乎苛刻，但生活上一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的。小时我身体弱，不好好吃饭，她十分熬煎，为此想尽了法子。医生说鸡蛋营养好，就专门喂了一窝鸡，每天早晨上学前，一碗加了红糖的开水冲鸡蛋，非得看着我喝下去不可，多年如一日，从没间断。即便这样，我仍是小病不断，动不动感冒。而一旦生病，她就方寸大乱，又是请巫婆祛邪送鬼，又是跑医院求医买药，整夜整夜地守在身旁不合一眼。母亲说过，每次放学，只要老远望见我皱着个眉头，她心里就直打哆嗦。这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上学爱去书店，爱订报刊，开口要钱，母亲从不为难。至于衣服鞋袜，新的旧的，单的棉的，全是她按最时新的式样剪裁缝制的，比裁缝铺做的一点不差，同学都很羡慕。母亲的针线手艺和阿姨一样，在瓦窑堡很有名气，凡是像样人家，娶亲嫁女，都得请她们出马。

    阿姨和母亲，这两个原本相互体恤、相濡以沫的骨肉至亲因我而产生的复杂微妙、纠结不清的恩恩怨怨，直到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以后，才如同春打河开，风吹云散，自然化解。

    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时，从部队复员的二哥已担任部局级领导，他把全家户口转过来，一家人总算团聚。但生活相当困难，老老少少八九口子，就靠他40多块钱工资。我和妻子大学毕业，工资加起来也不到100元，加之孩子放在子长老家，每月得捎钱回去，也没能力接济他们。有时去二哥家，掏出十块八块的给阿姨，她都坚决不要，推来让去，怎么都塞不到手里，说我有你二哥呢，不要你操心，有点零钱别乱花，捎回子长，你爸你妈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要好好心疼他们，人不能没良心。二哥的同事从乡下捎来土豆南瓜萝卜，一时吃不了的，她都要用布袋装好，等在公路边托认识的司机捎给子长。母亲因家里拖累大，身体后来也不好，很少来延安，每次我们回去，提起阿姨，她都眼泪婆娑，说那么大年纪了，看了大的，还要看小的，受了一辈子罪，没享一天福。走时，总要取出早就备好的一两块的确良或卡其布衣料，让捎给她的老姐姐，说她爱好，我做的她看不上。母亲晚年，把二嫂叫来，当着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取出平生积攒的几十块银元，每人分给一份，给二嫂的那份，又比我们多了一些。母亲说，你二哥二嫂心忠，对你阿姨孝顺，我心里常记着的。

    孩子们常问我，姥姨和奶奶，你究竟看着谁亲，这让我每次都窘迫语塞。

    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知道，这两位境遇不同、性情各异的女性，几十年来牵肠挂肚，担惊受怕，为生我养我、拊我畜我、顾我复我竟日操劳，夙夜忧叹，可谓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流不完的泪水，以至每一想起，都让我感到一种永远无法偿还的精神欠债，一种永远报答不完的情感重荷。如果说，这样的歉疚感每个人都有，那么我自己则因为她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猜度、怨望而更觉加倍的深刻、加倍的沉重。我有时感叹，我这个人真是罪孽深重得很，孩子们不理解，笑我是故作深沉，为赋新诗强说愁，也难怪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