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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无数的两难问题，汉斯偷药算是其中的一个——关于惩罚与良心关系的平衡原则。而这里有了另一个：一位贪杯的醉鬼，已经三天不曾合眼了，虚弱得像一根摇摆的电线杆：高烧四十度，脉搏每分钟一百四十五下，并伴随了严重的脱水，被人送进医院。可是，酒鬼却把医院当做是日本集中营，竭尽全力地想要逃离此地。那么，人们该怎么办呢？是任由他跑出医院逃到大街上，直到痉挛脱水而死呢？还是不顾他的个人意愿，强制他住院，给他灌下大量的镇静药，最后把病治好呢？

斯皮德的观点很明确，应该采用后一种方案。因为，尽管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接受医生的诊断，但他的病情严重在事实上是确定无疑的。人们都知道，看不清真相，否认自己的病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同样，这个问题可以泛化——这也是斯皮德所要表达的观点——无法认定自己的人格失常、目的不纯，也是恶人的一大特征。

恶人拒绝承认本身有罪的现状，也拒绝承认本身有罪的痛可；于是，在经过投射以及找人顶替的途径中，将痛苦转嫁给别人，这些人也许因此不会受到痛苦的困扰，却把周围的人拉下了水，因此，恶人制造出了一个病态的环境。

许多人不愿意把邪恶当做是一种疾病，理由在于邪恶是无药可治的。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项事实：即使多种细胞硬化症和心理缺陷（赛斯·沃勒同时兼顾了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可治愈的，人们却称它们为疾病。斯皮德现在为他的朋友，找到了第三种疾病——那就是邪恶！并且，随着两人分歧的不断加剧，争论变成了争吵和指责，随后，导致了两人的分道扬镳。

这些内容，是隔壁的化验室加班人员，听到实验室里两人愈吵愈烈而不断攀升的声调之后，进行的总结。杨克·拉尔夫彻底被这些言论搞得晕头转向了。他无法想象，亲密得已经形成了默契的赛斯与斯皮德，到底为什么为一个涉嫌“邪恶”的观念问题而打得“头破血流”，最终不欢而散。

斯皮德盛怒之下，当晚便赶往机场，弄了张返回迈阿密的机票；而赛斯，则呆呆地陷进沙发中，思考了整整一宿……

事情的起因，需要回溯到那天下午，斯皮德检验出了枕头里暗含的“死亡面具”，从而证实了赛斯坚持的观点——汉考克是被人谋杀的。

赛斯因而兴冲冲地对斯皮德微笑：“听着，呃，老伙计，我一直有一个猜疑，你来听听它是不是合理。”

“得了吧，”斯皮德嬉皮笑脸地摆摆手，“别来这套，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往往是他自己已经打定主意，只是想随意找的什么人来附和一下。”

两人随即都笑了一阵，可那个猜想就暂时搁浅了。

原因在于，两人接到了杨克的通知——关于文森特指纹上的伤疤的发现。斯皮德因此接到了新的检验工作——关于凶器上的指纹的再次化验；而赛斯，则敏锐地嗅到可能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他不希望年轻的杨克升任了侦探长，也一并继承了汉考克的过错，而成为替罪羊。他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文森特的律师赫拉·肯，劝说他打消了对警察局证物失察的起诉念头。

等到赛斯回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斯皮德完成了化验工作，正靠在沙发里打盹儿。

斯皮德睡得很轻，故而赛斯一进屋，他就醒了。“说说你的猜想。”他冲了两杯咖啡，摆在沙发边的小茶几上。

赛斯花了几秒钟来整理语言逻辑：“在见到菲玛太太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一些东西了。一切证据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文森特，对吧？”

“是啊，那怎么了？”

“你或许不了解文森特，但我和他是多年的同学，文森特并不傻。所以，抛开第一被害人不谈，他至少不该跟玛格丽特上床之后，立刻干掉她，即使他有必要这么做，那他也不该傻乎乎地在宾馆留下自己那么多痕迹。这一点不合常理。”

“对，就像汉考克的案子，除了一个涂抹掉的唇吻——那可能是汉考克端起杯子，硬给凶手灌下的，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凶手只得照做了，但她离开之前，还是擦拭了被子。”

“对，所以我们只找到了口红的成分，而无法复原那个唇印，”赛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口红，摇晃一下，又放进口袋，“我在回来的路上买。接着说，文森特至少不应该傻到连自己留下的痕迹都不处理一下就离开宾馆。也许一个冲动型罪犯会如此疏忽，但计划好的谋杀案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