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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不用我细说，你也应该明白。办这案子的真正难度也就在这儿……”随即，他们又确定，把这案子交给邵长水去办。这也是从政治可靠，业务精良，性格沉稳，再加上一条别人都不具备的长处考虑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厅，目前还没定岗定职，在省城和整个儿的上层都没有那么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自身比较“干净”，目标较小，容易贯彻“悄悄地把这案办了”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