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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晋惠庸弱，胡乱中原，天子蒙尘，播迁江表，当时天下复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余年。隋文帝受国，始谋伐陈矣。尝问高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坚守，足使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吾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其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陈人益弊。后发兵，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兼掌文翰。及王师临江，高颖召道衡，夜坐幕下，因问曰：“今师之举，克定江东与否？君试言之。”道衡答曰：“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爱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以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勇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颖忻然曰：“君言成败，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至此也。”遂进兵，虏叔宝。此灭吴形也。

(议曰：昔三国时，蜀遣宗预使吴。预谓权曰：“蜀土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孙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杖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接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纵之计，而秦人卒并六合；嚣、述营辅车之谋，而光正终兼陇蜀。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离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由此观之，为国之本，唯道义而已，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尽敌国也。有已夫！”)

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统一。论曰：《传》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又曰：“大都隅国，乱之本。”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勿亲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贾生有言：“臣窃迹前事，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因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殂醢，则莫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此观之，今专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资也；官以才居，属非肺附，非特毋亲之疏也；吴据江湖，蜀阻天险，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连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国之害也。若遭万世之变，有七子之祸，则不可讳，有国者不可不察。(魏明帝问黄权曰：“今三国鼎峙，何方为正？”对曰：“当以天文正之。往年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二国主无事。由是观之，魏正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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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吴》、《魏》)

据说东汉末年朝纲失统，群雄逐鹿。袁绍想夺取河北，刘表在荆州起兵，马超、韩遂雄据关西，吕布、陈宫占领东夏，辽西、渤海、山东一带，十几路诸候屯兵百万，缔结盟约，成为一时的英雄豪杰。然而，曹操“挟天子令诸候”。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诸侯十有八九被消灭，只剩下吴和蜀两个小国了。从地图上看，吴蜀两国只有四个州的地盘，比不上中原的一个大都城。

那里的人公战无勇，只会私下斗狠，在战斗中动辄败退逃跑，不足以和中原人相匹敌。在力量和才智上他们（指吴、蜀）也不如袁绍、刘表、吕布强盛，但这两位英雄（指刘备、孙权）在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形势下，凭着刚刚建立的弱小国家的力量，能够拒守西蜀和江南，与曹操抗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地利不同，形势所致。所以《周易》说：“王侯凭天险来固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