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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儿子也有爱尔兰血统啊……啊，请等一下，有电话。”

将军并不介意，他文雅地端起杯子，轻轻呷了一小口。

“真的抱歉，将军，是公务，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看？本城著名律师的太太被人用枪挟持。”

“嗯，我倒是很有兴趣呢。”

将军跟随局长走出咖啡屋，在上车之前还给了基金会（从1965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便提倡在这一天开展募捐活动）二百多块的“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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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似乎难以控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律师阁下高贵的太太会跑到这样一个肮脏小店的二楼来。人们怀着种种臆测，其中当然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甚至是下流的想法。葛兰律师在本城口碑不佳，特别是他出色的辩护能力常常会帮助一下外界公认的罪犯逍遥法外。警方也看他颇不顺眼，但是，律师太太则实在无辜的可怜，人群中爆发出这样一番言论，说是，那个可怜的日本女人嫁给一个唯利是图的该死律师，真是吃尽苦头。这时候，就有人信誓旦旦的发言说曾亲眼看到律师打人毒打自己的娇妻了，并将其眼角下或有或无的淤伤极尽所能的找到出处并“适度”地夸张了。叫人诧异的是，那妇人的脸上却有伤痕（楼下远远围观的人们自然是看不到的），只不过是那个劫持犯“一手”造成的罢了。

罗尔松局长自然也对律师充满抱怨，但却积极地调兵遣将，根本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了。当他听说谈判专家跑到夏威夷“看姑娘”去了之后，竟然勃然大怒，这个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忘记那是人家两年之久唯一长假了。将军则抱着双臂站在一边冷眼观瞧。

狙击手已经开始向现场对面的大楼上攀爬了，防暴大队也在相当隐蔽的情况下保卫了整幢建筑物。

泛黄的墙壁里面，二楼之上，一张竖起的桌子，挡在了罪犯和被劫持的可怜女人前面。那是一个年约六旬的男子，左侧的腮上有一个贯穿的伤口，似乎曾有子弹打进去过。那伤疤看上去历经年久，和上面惨然的一双混浊眼珠交相呼应，有一缕灰白的头发搭在他的额前，凑成了一张决不像是个罪犯的脸孔。律师太太被男人紧紧地卡住脖子，恐惧远远大于了窒息。

另空中盘旋着的直升机驾驶员惊讶的是，那小小的房间里竟然还有一个年轻男人，个子高高瘦瘦的，站在那两人的侧面。这个信息当然很快传达到局长耳朵里。

这家小商店的主人，亦是这次劫持犯的所有都被以最快的速度成交到局长的手里：维尔森。克莱特，1933年生人，1949年服役于驻日美军第24师，官阶上尉，曾参加过美朝战争及与红色中国的战争，（作者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一直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在美国是有着不同说法的，他们趋向于由于两次战争的主要对手不同而将之分开称呼。故事发生在美国本土，所以作者选择尊重其现有称谓。另外对于那次实际上对战局双方都有着悲剧性意义的战争，作者是抱有扼腕叹息之态度的。双方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特别是死伤了太多的年轻人。所以，在后面的段落里也会出现一些在极端爱国主义者眼里颇为不恭的文字，还望谅解。）作战表现勇猛无畏，曾两次获得荣誉勋章，退伍后回到故土……

“这个老兵想干什么！”局长难免很不理解。

“是复仇，”站在旁边的将军突然开了口，“一个被无谓的战争洗礼过的年轻军人回归故里后会有什么？他可能身带残疾，甚至可能失去了劳动能力，仅仅是因为决策曾的错误决定，那么多美国公民的孩子就要浴血沙场，眼看着亲密无间的同伴一个个接连倒下，眼看着一名名伤员得不到应有的救治而徒然丧命，他的心里还剩下什么，而这一切换回了什么？荣誉在这里很快就被遗忘，一场没能打赢的战争，怎可能诞生一位长存心中的英雄？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开了这样一家小店自食其力。为什么他现在会这样？罗尔，想想吧，那个该死的律师一定收了钱而使得那个本应收到法律制裁的家伙得到了陪审团的偏袒！受害人会是谁，他的女儿，老婆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重要，但那一定是他最后的支持者，是他心目中唯一饱含生命意义的人。这就是复仇，处于正义和深陷绝望的痛楚。”

“你的意思难道是那个女人就该死吗？”局长对此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