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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人佩雷因逃兵事件引发过人生危机。但他感激所有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人：山德尔的忠告，律师的敬业，海军部队和军事法庭法官对他的公平处理。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走错一步的时候。

年前出门远行，越过半个地球，四十五天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回到家一时回不过神来，要立即进入准备新年过节的状态，有点吃力。幸而老朋友山德尔夫妇早就料到这个局面，在我们出发远行之前就发出邀请，邀我们去他们家共度送旧迎新之夜。女主人卡琳的哥哥昆特在德国退休，也来到妹妹家过年，我们以前见过面，就很期待重逢。卡琳还说，有一个客人你们没有见过，他叫佩雷，会带着六岁的儿子一起来。

我们提着一点小礼物，捧着一盆刚做的菜，按响了朋友家的门铃。果然有一张陌生面孔，后面还躲着一个胖乎乎的可爱男孩。“我叫佩雷。”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

佩雷长得高高大大，一点没有美国中年人常常难免的啤酒肚。在餐桌前等候，他和昆特用德语交谈，我们很好奇，问他在哪里学的德语，他说自己在德国住过9个月。“是当兵吗？”我马上问。我想到德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再说，一开始就注意到，佩雷腰板笔挺，坐立都有一股气撑着的感觉，一反平常美国人很松散的模样，隐隐觉得他有点军人架势。可是一开口，又难掩他富于幻想、迷茫的艺术家气质。他回说不是，自己只是去德国玩。

男主人山德尔在一旁笑起来说，佩雷是当过兵，只是在从德国回来以后，他当兵的故事才好玩，与众不同。我们于是睁大了还没调过时差显得迷迷糊糊的眼睛，等着听故事。

佩雷是艺术家山德尔的艺术家朋友。在美国，艺术家是一个宽容度最大的帽子了，戴在谁头上都合适。所以，一个流浪汉说自己是艺术家，没有人会奇怪，因为这是很多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艺术是一回事，如何换成晚餐的面包，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猜想他小时候家境不错，美国南方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少能够早早就梦想让父母出钱给自己去欧洲旅行的，而佩雷的家里已经提供旅费，让他哥哥去了两次欧洲。佩雷的母亲非常宠他，知道他心里不高兴——父亲不答应给他去欧洲的旅费。从小，佩雷是个有艺术天分的孩子，却应付不了学校的功课。他辍学伤了父亲的心。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继承了一笔来自娘家的遗产，就宣布要拿出一部分给小儿子去欧洲。卡琳家总是在轻轻地播放音乐。现在，正走着一首老歌。佩雷的眼睛亮起来，“听啊，就是这首歌，是我在德国那年最流行的一首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母亲给的钱并不多，他还记得，自己想在欧洲留下来，就拿着画作去找工作，一个德国老头说，我这儿没有合适你的工作啊。可是，转而又改变了主意留下了他。“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伤心的眼神。他还让我吃住在他家里，待我像儿子一样。”佩雷因此喜欢德国。那是1984年。国家不是抽象的，外人来到一个国家，对国人的印象常常会转化为国家印象。

卡琳一边做菜一边笑起来，“天哪！1984年，就是那年，我迷上东方，去了中国！”

九个月后，佩雷还是回到美国，参加了海军。我很奇怪：一个艺术家怎么就想到去当兵？这回轮到他的老朋友山德尔笑了：“那是因为一个阿拉伯女孩。”他向我们眨眨眼睛，“女孩是叫叶海娅吧？她想甩了佩雷，可怜的佩雷紧盯不放。于是她就参加海军，佩雷就跟着也要去参加海军，也不想想，海军那么大，还不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叶海娅当然还是离开了佩雷的生活。可是，佩雷却已经竭尽努力，说服海军收下了自己。

进了海军，山德尔笑着说，艺术家佩雷只能悬在军舰外面刷编号。还不只如此，外人都以为美国人很放松，美国大兵也一定吊儿郎当，其实军队令行禁止，训练强度大，管束严格。佩雷完全不能适应。硬挺了两年，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熬不到退伍，终于出了个下策：当逃兵。

当逃兵被抓住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判决根据情节轻重。所以，下这个决心不容易。

佩雷求朋友开车在弗吉尼亚州海军基地附近的街上接他。他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偷带出了自己的行李，来到接头地点，慌慌张张中，车子却卡在一个沟里。这个南方小伙子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也许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劝告，告诉我不要这样做。于是，他认真打算回到军舰上去。

就在这个时候，朋友一心一意要把自己的车救出困境，就用手摇的液压千斤顶抬起车子来。千斤顶的手柄和主干，正好交叉形成一个十字架。佩雷看了又对自己说：不对，这才是上帝传达的信息，他支持我离开。就在这样推敲之中，朋友已经把汽车折腾出来，一把将他拖进车里，一路开回了家。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佩雷还是感激老朋友山德尔在关键时刻帮了他。逃兵如同罪犯般受到通缉。佩雷需要躲躲藏藏。躲躲藏藏的同时还需要谋生。每当他走投无路，路的尽头总有山德尔在那里，留给他最后一个工作机会：山德尔开着一家饭店。更重要的是，山德尔给了他忠告，兄弟，你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

游走几个州，打了两年散工，他反复考虑朋友忠告，决定把自己“交进去”，投案自首。

我们这里附近原来有个海军军需学校，他走进去，说明自己是逃兵投案，接待他的军人很是惊讶。佩雷以为自己会被立即戴上手铐，结果却没有。那军人只是告诉他，负责的军官不在，要他等等。等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先去吃饭。军官来了，下面的事情更出乎他的意外，军官联系了一下，就给他买了一张机票，让他独自飞回自己的原来部队，回弗吉尼亚军事基地去投案。佩雷踏上旅途，“都没有派个人跟着我。”

他有点紧张地回到弗吉尼亚海军基地，没想到原来部队给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免于处罚，只要把剩下的兵役服完。佩雷的问题就是实在无法适应军旅生涯。所以，他考虑之后，还是谢绝了部队的好意，他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只能接受军事审判和惩罚。于是，他进入拘留所，紧张地等候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期。就在这段日子里，他给老朋友山德尔写了很多信，描绘自己沮丧的心情，他想，这下，要在牢里过上半辈子了。

海军给佩雷安排了一个免费律师，他还有个律师朋友，听说佩雷有难，就前来做法律协助，最后只象征性地收了他几十美元。两个律师辩护的落点是，佩雷的个性和个人素质，完全不适合做一个军人。他们的全部努力就是向法庭提供证据，说明这一点。佩雷至今还记得承接他案子的军事法庭法官的名字，法官在判决时说，“孩子，真抱歉。我想是我们弄错了。”原来，美国军队接受年轻人入伍，有一条规定，不能接受不适合当军人的人参军。

作为现役军人，佩雷当然是有错的。他当初应该申请提前退役，而不是当逃兵。所以，法官依法给了他最轻微的处罚，判了他入狱一个多月，并且宣布他“不荣誉退伍”。佩雷因逃兵事件引发的人生危机就这样度过，踏踏实实回家，重新出发。他获得教训，也变得成熟。

回想起来，佩雷感激所有在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人。山德尔的忠告，律师的敬业，海军部队和军事法庭法官对他的公平处理。

“每个人都可能有走错一步的时候，不是吗？”佩雷举起香槟，“祝我们大家新的一年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