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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多么相似，同一代人，共同的名字——知青，无论南北，我们挥洒着汗水，铸就着共同的信念，在劳动中张扬着我们的青春。海南知青们总结出劳动中的“七最”：“最艰苦的活儿是挖水井，冬天冒着寒冷泡在冷水里边挖土边淘水；最累的活儿是半夜当搬运工，为了建房，半夜到几十里外搬运沙石土木；最重的活儿是挑水浇苗，从山脚下挑水爬到坡顶，腰酸腿疼，肩膀红肿；最脏的活儿是挑厕所粪便，身上的臭味几天都散不去；最怕的活儿是三伏天砍笆和插秧，腰酸背疼还要忍受蚂蟥咬；最险的活儿是开山炸石和砍树搬木；最闷的活儿是养猪，困在猪圈周围，被臭味熏不说，还要忍受独自切草的郁闷。”

    同样地，我们最怵的是夏天在玉米地里锄草。地里闷热不透气，玉米叶子将人的胳膊、脸划出一道道血痕，被汗水腌得生疼。空旷的平原上时时有旋风腾空而起，粗壮磅礴，能将架子车挡板旋上天空……我在农场被派以“最闷”的活儿，养猪。食堂的泔水（那时泔水很少，人们的油水有限，饭量很大，没有谁剩饭）加上少量的麦麸，更多的是草，搅和在一起，是猪的饭。我每天要在猪圈旁边的大铁锅里给一大三小四头猪熬猪食，一天两锅，不敢懈怠。农场的人很看重这几头猪，领导时常过来量量猪的膘，算计着宰杀的日子。我还要定期起圈，把猪圈里的尿粪泥挖出来堆在圈外，再垫上拉来的干土……一锹泥要用很大劲才能抡出去，那绝非是我能胜任的，但是我得干，因为养猪是个重要的工作，它牵系着全场人的希望，尤其是到了端午节收麦子的时候，没有红烧肉就开不了镰哪！好在，场领导体恤我的艰难，逢起圈常常派两个男知青来帮忙，为了笼络他们多干，我提早得买两盒“延安”香烟备着。两盒烟一块多，我一个月工资三十块。除了拿香烟慰劳他们以外，我还要到场院西边井里去给他们打水，以备他们干完活儿洗涮。起圈的活儿脏臭难耐，要搭上的还有我那块珍贵的上海“绿宝”香胰子。西边那口土井跟地面一样平，是早年搬走的移民留下的井，口很宽，没有围栏，也没有辘轳，把一桶水往上吊，也是件力气活儿，但毕竟比无休止地抡铁锹强。

    来农场时日不短了，会养猪了，会种地了，能吃苦了，人壮了，脸黑了。

    因为是三门峡库区，到了汛期，往往要被水淹，以保证黄河下游的安全。老职工对每年一次的水淹已经习以为常，水退去，庄稼该长还长，豆子、玉米照收不误。这天，涨水是在夜里，我坐起来看见水已漫进土屋，脸盆、鞋子小船般漂荡在床沿下。我翻身下床，脚一下伸进水里，打了一个冷战，睡意全无。

    我想起了我那些猪，蹚着水跑到猪圈，猪圈果然已经进水，还好不深，大猪老黑正用嘴拱门。我打开圈门，猪们一拥而出，在老黑带领下直奔西边，那里相对地势较高。我跟在猪后头，也往西边走。很多人站在库房的高台上看水，我问领导水还能涨多高，领导说，不用担心，不碍事，1963年库区水最大，不过齐腰，大半天也就退了。领导的话我们都信，他是老农垦了。

    水还在不动声色地往上涨，土墙根泛着一层白沫，一涌一涌地发出汩汩的声音。东边的河堤看不见了，渭河、罗敷河连成了一片，辽阔无垠。华山脚下，一串灯光在缓慢移动，那是进京的280次列车。很快，电断了，有人点起了马灯，让大家都到仓库集中。我在暗中寻找着我的猪，一头也看不到……我赶紧往西趟，西边的水已经没过腿肚，我一边啰啰地叫，一边用手电在水面上照。几个知青在水里莫名其妙地来回跑，冲着我使劲喊，拿着绳子在手里不住地抡。我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一股水涌过来，我打了个趔趄。听见他们发出怪叫，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是让我原地站着别动。紧接着，有人腰里系着绳，很怪诞地向我走来，神情紧张得变了形。系绳子的人到了我跟前，一把把我拽住，猛地一拉，我和他都歪在泥水里。被人连推带搡地弄到高台上，领导指着水恶狠狠地说，你不要命了！我看水，与别处并无异样，刚要说什么，一股冷汗倏地由背后渗出，我的目光一下集中到我刚才站过的地方——井！

    那口没有遮拦的，被水淹没了的井。

    我站在了它的边缘上，再往前一步，不敢设想。

    大水第二天下午就退了，很多水被留在了井里，其中也包括老黑和它的一帮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