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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儿子说，他生下来的时候的重大疾病经先生给他治好，这事他听过无数次，铭记在心，而且自己记事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难关都是经先生之手才得以度过的。先生作为一位医生，而且对我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们的敬爱，然而我们却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这对我们无异于突遭暴力一击。我儿子对于消息本身和告诉他这消息的我，乃至对于外界社会，一律排斥和拒绝，这就是儿子的第一阶段。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这种排斥和拒绝持续下去，并且非常顽固从而进入第二天，便是发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乐，通过自作的送葬进行曲的奏鸣曲悼念他所敬爱的人之死，终于以其自作之曲达到他诚心诚意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哀伤与追悼的情思。最后儿子复归于家庭，乃至复归于社会。关于精神医学，我连启蒙的书都没读过，儿子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我观察他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我觉得他的发作——我以为类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处于重要位置。

和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几乎是没有任何预示就表现出幼时的举止，必须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而且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多方面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这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基调。这种观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效果，是给我们打算从受束缚状态之下把儿子解放出来的设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气。这次，我们观察到儿子对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才使我和妻子从悲哀的笼罩中回到平静。这样卓越的医生之死，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笔会每年举行“狱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会上讲了话。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过分偏于个人经验的批评，但是我依旧从前面写的这件事开始讲起。讲演的题目，本来选定威廉·布莱克预言诗《阿美利加》的一节之中，“锁链拴着的灵魂”那句话。“让转动石磨磨面的奴隶跑到原野去吧。／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在光辉灿烂的大气中纵声大笑吧。／他们被关闭在黑暗和哀叹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惫不堪。／他们的脸上连一瞬之间的笑容也没有，让锁链拴着的灵魂，快快站起来吧，把眼光高高扬起吧。”

围绕着这诗句，我已经写了小说，也用来作过讲演。小说确实是以我的残疾儿子为内容的。前面提到的讲演中，我介绍了《布莱克，帝国的反对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灵利加》中的几节写成的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的诗，以及它的表现、读解。我们知道，阿德曼１７９３年写的这长诗，在昂扬法国革命精神，在欧洲整个地区被当作美国独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以及推翻压迫的权利，看作给他们带来了力争解放的思想而被热情讴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关的部分。（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有人看了我引用这首诗的小说，他没有看它的结尾，只凭看到的描写过程的文章，就批评我是把残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当作锁在终生残疾这条锁链上的灵魂了。然而我考虑着布莱克的根本思想，同时也想到另外一面是这现实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锁链上了。有残疾的人遇到偶发的一些事情时，就更加陷于窘境，在这些方面使他们得到解放这一点，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细说起来，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在某个时间点上是怎样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随后又怎样趋向于前进的方向，或者再迈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们家人也难于掌握他这个过程。至于他本人，就更是困难的了。残疾孩子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着治愈方向去想，有意识地这么作，该怎样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却是无论谁都能自觉做到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下述内容很重要：残疾儿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尔遇到自己无力处理的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感悟、思考、行动的？对于这些，不仅他的家人，即使周围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观察和理解。有的时候——重度残疾儿更是常见的情况，他们在许多场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奋斗，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残疾儿不知应该如何感悟，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所以还必须力求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经过努力，把残疾儿全身发生的信息同狱中作家越过人为的传达障碍发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轻率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把这种缺陷部分，或者在传达过程中难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复原、修复，然后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样才能创造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