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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使敌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疆埸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刑，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挑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八年，王伦使北还，纲闻之，上疏曰：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臣愿陛下特留圣意，且勿轻许，深诏群臣，讲明利害、可以久长之策，择其善而从之。

疏奏，虽与众论不合，不上以为忤，曰："大臣当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纲具奏力辞，曰："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今者罢自江西，为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帅权。昔汉文帝闻季布贤，召之，既而罢归，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顾臣区区进退，何足少多。然数年之间，亟奋亟踬，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系于国体。"诏以纲累奏，不欲重违，遂允其请。次年薨，年五十八。讣闻，上为轸悼，遣使赙赠，抚问其家，给丧葬之费。赠少师，官其亲族十人。

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义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々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