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宇娱乐是正规平台吗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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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有过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名即《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闲谈》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则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而同时又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事业生活速率之高而丧失掉。我以为高速率对于这事确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高速率与谈天不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舒舒服服，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天”之间显然有个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屑，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煞有介事的情形。公事信和朋友之间通问信也有着相类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再加上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见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忆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无所不及，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使我们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书室）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又何曾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正值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上，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当中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接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的话，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佛。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的色迷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轶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于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者怎样地恼恨，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我们的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自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我们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我们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之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其对比情形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中虽表示出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决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我们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涤衣服的姣艳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缕拖在前面，身上的纽子或者有一粒未曾扣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摹仿的动人姿态。凡属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之。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我们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地位，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座上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我们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愈去愈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接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接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是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到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散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因而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于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惟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了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他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如此众多，则当时的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他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著了书用赞助他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王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比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如：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玛基维里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