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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诸省，水複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倮儸、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若汉书：“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工卩都最大。”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

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剷平之。故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

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康熙三年，吴三桂督云、贵兵两路讨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设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三藩之乱，重啗土司兵为助。及叛藩戡定，馀威震於殊俗。

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馀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馀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馀两，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馀员，分隶南宁、太平、思

恩、庆远四府，多狄青征侬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时所留设。其边患，除泗城土府外，馀皆土目，横於土司。且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馀里，千有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剷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

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钜者，分见於篇。

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