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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出省政府的大门，张乐天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卖画！他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通才，于书法，真草隶篆行，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于绘画，山水、花鸟皆精，人物也能来几笔。这次全省的书法大展说明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张乐天在篆刻上也曾下过苦功夫。他的篆刻，上溯秦玺汉印，下涉明清诸家。尤其对吴让之用功犹勤，颇有心得。若干年后，我在“京古斋”曾见到他用青田紫檀石刻的朱文“焦氏应庚之印”，与吴的朱文印几可乱真。1937年西泠篆刻名家方介堪陪同他的老师丁辅之游历到开封，对张乐天的篆刻一见钟情，便请张乐天制名章“方岩”一枚。方介堪原名文渠，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其名倒几乎被人忘却。印刻好，丁、方二人大为赞誉，由方介堪出面在开封“又一新”饭店宴请张乐天作为答谢，丁辅之出席了这次宴会。

    丁辅之给张乐天留下一封信函，让他持函去上海拜访书坛泰斗吴昌硕，或许对他的篆书和篆刻都不无裨益。秋风乍起的季节，张乐天拎着两只寺门老白家的桶子鸡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到了上海，由于秋老虎肆虐，那两只桶子鸡已经有了异味。在一家小客栈里，张乐天就着白开水吃完了那两只鸡，连夜坐火车又回到了开封。这一次，虽说没见到吴昌硕，他却用身上全部剩余的钱买了一本新刊印的《吴昌硕临石鼓文》法帖回来。坐在大炕沿自己的家中，开始揣摩起这本从上海买回来的法帖。一天深夜，他对着这本法帖忽然狂笑不止，黎明的时候才趴在书案的一角睡去。《河南近代书法概览》一书对张乐天之后的篆书评价说：“大字石鼓左右参差取势，简穆高运，苍润不俗，酷似枯树春深著花。”也有评论家站出来，拿他的石鼓篆书和吴昌硕做了比较：吴书拙中有巧，而张书巧中带拙。于吴昌硕之外，可谓另辟蹊径。

    张乐天曾写过一篇《自叙》的文章，透露了他从艺的大致途径。他说：“吾诗、书为先父家传，画学乃生性所近。”诗歌一技，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童子功，自小必须修炼的。张乐天的诗歌，不见结集传世，今天已很难窥其全貌了。他曾与夷门名士关百益、许钧，相国寺净尘大法师等结“艺林雅集社”，但也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诗词唱和之作。张乐天的诗歌，今天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首题画诗了。譬如《题秋林读书》：“秋高红树老，日冷青松秀。”《题深山古寺》：“巍巍千古寺，数里入云峰。”皆有唐人风韵，深得王摩诘神髓。

    一年后，张乐天退出艺林雅集社。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诗歌不能当饭吃，他得靠卖画来养家糊口。起初，他的画风走的是黄子久一路，作画时用笔很大胆，把浓墨用到了极致，这些画画出了他对自然物象的认知和感受。然而，画挂到京古斋等字画店里，过一阵子去看，还依然纹丝不动地挂在那儿。他很是困惑。净尘大师对他说：“要为艺术，你为自己画；要为生计，得为世俗画。”张乐天如醍醐灌顶，改学王蒙、王石谷诸人，画风为之一变。

    此后的十年间，张乐天的画风靡汴上。他画室的门口，常有数家字画店的伙计等候。为争到他的画，字画店之间常常哄抬画价。博雅轩和古天阁的伙计为争夺他的画曾大打出手，为此瘦弱的博雅轩伙计被对方一拳打落了两颗焦黄的门牙。新中国成立后，开封市政协工作人员和他闲聊时，他无限怀恋地说：“当年我凭着一支笔，挣下了9处院落，上百亩的良田！”但是，他避而不谈的是，他的院落和良田后来都被分给了翻身得解放的劳苦贫民，他还被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苦头。

    晚年，张乐天在开封书店街景古山房门前摆了一个小摊儿，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了。小摊上胡乱摆放一些廉价的青田石和他自己画的书签、折子之类。画的内容很单一，淡墨画个山头，在远处勾几只飞鸟，然后题上“望断南飞雁”字样。这些物什都很便宜，大都是几分钱一个。然而，却极少有顾客来到他的摊前。

    除非下雨，他每天清早出摊，黄昏收摊，颤抖着花白的胡子，孤苦伶仃的，在摊前一坐就是一天。

    （选自《大观》2015年第12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