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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公自己没有房产。他和他的长兄——我的外公住一起。

    外公经年的老屋有两层，分前后两进。

    从前一进到后一进，穿过一个天井，进入一个光线幽暗的中堂。中堂神龛上，立着个财神，龛前点四根红蜡烛，一年四季，贡着新上市的时鲜瓜果。中堂弥散着氤氲的香火气息。久而久之，神龛便被岁月涂抹得黑不溜秋，那面善的财神爷，也被抹了把黑脸，倒成了个张飞。

    中堂两旁有四间偏房。偏房里好黑。湖南婆子就住在一间阴气森森的黑房子里。她成天躲在自己房里，不晓得做些什哩，一点声息都不出。湖南婆子走路蹑手蹑脚，会突然出现在身边，骇人一跳。她着一身的黑衣黑裙，一会子飘出来，飞快穿过中堂又闪了进去。

    在这个大家族里，湖南婆子无声无息，连个正式的称谓都没有。只因为她讲一口的湖南话，就叫她“湖南婆子”。

    像一个飘然的影子，一个幽灵。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也没有人关心过她的存在。

    湖南婆子神秘的举止，引起了我母亲的好奇。当时她还是个女娃子。她从她二婶有意无意漏出的话里，拼凑起一些零星的印象。

    湖南婆子会打枪！

    湖南婆子有双天足，是个女游击队。

    湖南婆子用她那双天足，从湖南走到江西，参加了攻打永新。那一仗打得惨呐，死的人算不清。湖南婆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入夜化装逃出永新城，一路东躲西藏，日里困，夜里行，逃到吉安，恰巧碰见在吉安做木材生意的三外公。圆圆滚滚的三外公，一副土地老儿的相，让死里逃生的湖南婆子蛮宽心，当即跟了三外公来南昌，做了我的三外婆。

    湖南婆子在外公的黑屋里，不为人知地蜷了十几年，直到解放。

    解放后，湖南婆子回过一趟家乡。家乡的人以为她早已死了，还特地为她修了一座墓，立了一块好大的碑。等弄清了湖南婆子并没在永新战役中牺牲，居然逃出去嫁了个地主的胞弟，于是极愤怒地铲平了那座墓，将那碑也打掉了。

    从此，辞根飘蓬。湖南婆子有家归不得，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从我记事起，湖南婆子对人一向很僵冷，好像从来不会笑。有哪个见过她的笑呢？她住得不远，买菜必得经过我家门口。她用那只打枪的手挽着一只菜篮子匆匆而过。我母亲总想请她家里坐坐，她大都摆摆手，拒绝得很干脆。偶尔难得来家，也缄口无言，只是斜倚着门框，默默听我母亲絮叨，闷头抽烟。烟抽得好凶，一根接一根。那些一角二分钱一包的“红太平”、“蓝太平”熏得她的牙齿墨黑。

    湖南婆子向来不跟细伢子亲热。我们都蛮怕她，怕她一口稀稀疏疏的黑牙齿。

    湖南婆子终没辜负三外公，为他传下一个儿子。

    只是湖南婆子的儿子（我该喊他舅）五十挂零了，还是一条光棍。

    绿豆子

    好久不见绿豆子了。

    每回打米，拿起米袋子，便会想起泼泼辣辣的绿豆子。

    无端地，总觉得绿豆子挽了袖子，站在河边，扬起脸对着你笑，笑得叽叽嘎嘎，身子往后仰，一支独角辫，在脑后甩来甩去……

    整个河面，都回荡着叽叽嘎嘎的笑声。笑得好脆。

    于是你觉得，一切好似发生在昨天……

    认识绿豆子，是在迁校下乡的闷罐车里。闷罐黑洞洞的，只开一个方窗透气。

    闷罐车装猪，装鸡鸭鹅，也装响应号召的十四岁的我们。

    黑咕隆咚的闷罐里，闭了眼睛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照亮我心……”

    唱罢，有人吊起了尖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唱得字正腔圆。

    一刹间，闹哄哄的车厢静了下来。

    一台《沙家浜》唱到目的地。

    那唱“阿庆嫂”的便是绿豆子。

    绿豆子有着一张瘦而细致的脸孔，五官精巧，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小到无可形容，只好给她一个“绿豆子”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