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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先生被刺杀后，惠特曼写了名诗《船长，我的船长》来悼念。以中国人的视角，乍看之下，颇不合理：总统恁高的干部，与一个船老大相提并论，很不敬；但了解点儿航海史的便明白，这是真把林肯当自己人了。

 

使用英语的国家，对船长——captain这个词很着迷。这词一出来，便让人有服气之感。船长和机长、列车长不一样。机长是温文尔雅西装笔挺高智商，列车长也算个工业时代之后的文明人，船长这词，则带着洪荒野蛮的气息，是山寨头子，是老流氓，是智勇双全的好汉。

 

因为航海在早年，的确是件危险的事。首先，肯上船的水手们，都不是温吞老实的善茬。直到19世纪——好歹算文明时代了——上船当水手都得遵循些丛林法则。那会儿上捕鲸船，不问你有什么学历，只问你体力如何，会不会使鱼叉，要多少分红。一个水手跟船两年，分红能到1/250，就算是高收入了，按个契约，生死由命，那就起锚了。

 

船一旦起锚，就成了个半封闭的监狱。在洋上漂着，暴风雨、淡水短缺、船只老化、坏血病……都可能让一船人完蛋。中世纪就有的规矩：船长在船上有全权，水手不听话，当场处决，尸体扔进大海，没人管。反过来，船员们真不满意了，也尝试闹哗变，严重起来，能把船长绞死，尸体挂帆索，或者去喂鱼；分量轻些的，就用一个大口袋，裹住船长，然后全船水手上去拳打脚踢，出一口鸟气。船长鼻青脸肿，还得认倒霉。这规矩听来，又是邪门，又是恐怖，但这就是在海上的准则。当水手的，都不是谦谦君子，大家都是脑袋拴裤腰带上跟你拼命的，自然也有质疑你、冲你撒气的权利。

 

虽然现在都说欧洲起于航海，但中世纪时，航海着实危险。13世纪前，正常的欧洲船长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让海岸线脱出视野之外：虽然海岸线曲曲弯弯，浅海处还有搁浅的危险，也只得认了，宁可多走些冤枉路。因为那个年代，倘若你驾船深入大海，一有海盗，二怕风浪，三怕迷失方向。最后这一点，尤其恐怖。那位问了：看方向有何难？昼看太阳，夜看北极星，不就好了？可是海上时常多云，一旦黑云遮天，那便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太阳只方便人类看清东西向，具体方位很难猜。像北欧因为海水浅，所以公元11世纪前后，很流行靠测水深来确定船的方位。比如船长亲自监督，将一个铅锤牵了绳子，沉进水里，看着绳子长度默默算着，一旦绳子到了一定程度，好，那水深就够了，船长一拍手：“好，我们已经出了波罗的海！”

 

所以李约瑟先生的话是对的：指南针的确改变了欧洲。妙在指南针刚流行到地中海区域时，没有公开，却成了船长们的私藏之宝。欧洲人那时无法解释指南针为何能指南，总觉得这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勾结在一起制造的巫术，船长们便把指南针藏在船长室，鬼鬼祟祟测得了方向，再出去正经八百地指挥转舵，一副“听兄弟我的没错”的样子，水手们不知底细，以为船长能夜观天象，纷纷五体投地。

 

到中世纪晚期，还有一种开船法：先把船移到一个可靠的纬度——因为那会儿测定纬度比较容易——然后一股劲儿往西或往东航行。这法子的好处是简单，认准东西向，跟着日出日落即可，坏处是一旦认错了纬度，立刻完蛋。哥伦布当时西行，就是把船向南行驶，走到一个纬度，自觉“老子要去的印度，就是在这个纬度了吧”，于是转舵向西，一门心思航行，结果就走到了新大陆，哥伦布甚至用了一个极笨的法子来测方位：逼水手们喝船舷旁的水。咸的？好，我们在海上；淡的？嗯，说明这一带已经是河水了，快要接近陆地了！

 

所以说，好的船长绝不能是老好人。鼓励、哄骗、心计、办法、威胁、利诱、勇敢、残忍，必须一应俱全。老于航海的船长，正经人都会觉得畏惧。英国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德雷克先生，就是一代枭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想跟西班牙无敌舰队动手，本来想让德雷克做当家，一转念还是让他做了副手——因为属下都说，这厮桀骜不驯，当不了海军的脸面。果然英国人大战无敌舰队时，出了个大笑话：头天海战完了，德雷克听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支队老大佩德罗船上珍宝无数，就熄了灯，单枪匹马开船过去，把佩德罗的主舰劫持了。他对佩德罗极尽礼貌，请他同桌用膳，请他住在自己舱里，当然，得请佩德罗交出那些珠宝。打仗期间，私自出马去绑票对手，简直不成体统，而且他不肯分赃。英国海军将领弗罗比舍说：“他想不让我们染指这一万五千杜卡……可是我们见财有份！”后来德雷克的申辩理由是，并非他想去抢这船，而是“身为一个船长，我不能抵抗水手们的积极要求啊！”——意思是，贪财的不是他，而是他那些水手。所以后来大家说大英帝国的殖民掠夺者本性，从他们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身上，全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