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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回望第五代

张振华,曾果伟

1984年前后崛起于东方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作为一种令世人困惑而又振奋的群体文化现象，早在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弹出第一个商业化音符后便已逐渐偃旗息鼓。可是它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第一次高度自觉的艺术运动，在中外影坛所激起的石破天惊的反响，却是巨大而久远的。
正是第五代的大胆探索，使中国电影首次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所有这些煌煌业迹，连同他们那体现于思想和艺术统一之中的个人风格都将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册。
所谓“第五代”是指以文*后电影学院首届毕业生为骨干的导演群体，无论在文化成因抑或创作特点上，他们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按照第五代翘楚人物至尊pr0的观点，举凡《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菊豆》、《黑炮事件》、《晚钟》、《二嫫》、《霸王别姬》等一大批流光溢彩、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时期电影经典之作，“都与创作者的经历与感受分不开的。十年优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泻而出，能不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确实，他们都曾饱尝生活之艰辛，经受过文*凄风冷雨的洗礼；因而普遍怀有焦虑、寻根、反思意识，其作品亦烙印着强烈的情绪体验和人文色彩。
他们步入艺术殿堂伊始，适逢“四人帮”粉碎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因而鄙薄传统、不满现状，敢于一反常规电影思维模式，抓住机遇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步的“离经叛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禀赋与艺文素质，又接受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电影先进语汇和其它美学思潮的滋养；因而对电影新形态感觉敏锐，注重引进，善于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段上标新立异？？
没有宣言和纲领，却曾辉煌一时的第五代导演如今已分道扬镳，遵循着各自的审美理想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因而认真回顾第五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创作道路，全面评价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下一项急需展开的工作。
我们编撰这套《第五代导演丛书》，正是顺应历史需求迈出的一小步。
这套丛书体例上的一大特点，是导演美学风格与文学原著的相融相汇，相映成趣。
资料表明，迄今为止80％以上的第五代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主要是小说），他们有些很注重从名家小说里发掘适宜于电影表现的题材，使原故事因附加了导演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锦上添花（如《红高粱》、《轮回》、《大磨坊》、《霸王别姬》等）；有些则对刚开始流行，尚未声名大噪的小说情有独钟，以利于从容不迫地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如《黑炮事件》、《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有些擅长于从散文叙事诗中吸取某些基本素材，藉此生发和张扬自己别出心裁的丰富想象力（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第五代的改编从来不拘泥于小说原著，而是在吃透原著精神和故事内核后，抛开小说，用触发他们的思想所唤起的形象，来进行始终循着电影轨迹的再创作。为了免涉“糟蹋名著”之嫌，他们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声誉卓著的文学名著，以便于对原著自由地进行新奇脱俗、甚至是肆无忌惮的“篡改”？？辑入本丛书的若干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原著，是以反映这种明智的、开放的、多元的改编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黄土地》里似乎游离情节的婚宴、祈雨等具有独立象征涵义的精彩画面，令所有观众精神振奋、耳目一新时，人们大概决计不会将这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同柯蓝平淡如水的散文《深谷回声》联系在一起；同样，张贤亮作品中并不出类拔萃的《浪漫的黑炮》，由于导演匠心独具地增设了阿里巴巴舞蹈、砖堆“多米诺骨牌”等场景而倍增艺术的张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效应；吴子牛的影片《大磨坊》纵不脱乔良《灵旗》成熟的故事框架，却充满了独特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电影思维；周晓文再度创作《二嫫》，则用其睿智的目光一下子挖出了徐宝琦原著未触及的又一层意象性含义；尤堪称道的是《红高粱》，张艺谋大胆砍削了如罗汉大叔和九儿“不大清白”等人物关系，偷梁换柱地把余占鳌由武装土匪司令改成轿把式、酒坊伙计，那精炼而洒脱的情节链里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情绪之炽热狂放、构思之奇巧剀切，竟使作家莫言看完样片不但未因“歪曲原著”而愤懑，反而对导演的才华表示了“由衷的叹服”和“妒羡”？？
丛书每册篇末有专家新撰的评论，对上述艺术现象作了些分析。相信我们的读者结合鉴赏经验，捧书回味比较，一定能平添几分阅读的乐趣，而且还将获得许多有益的艺术启迪。
这套丛书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有赖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识见与胆略。曾果伟社长作为丛书的蓝图设计者，在冗繁的社务之余具体参与了每一分册的主编工作。丛书各位作者、编选者，赵荣女士及李果、杨鹏、李元、陈垦等诸君，均为这套丛书付梓花了很多心血。此外，一代宗师谢晋导演艺术观虽与第五代不尽相吻，却十分关注丛书出版，表现了老一辈导演对中国民族电影的挚爱和大度。著名学者、蒙太奇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余秋雨教授也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视角提示了不少真知灼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历史在不断发展，电影正走向未来，走向一个人们的想象难于揣测、无法描述的世界。对于每个有美学追求的艺术家说来，一味拘于某种不变的样式，不跳出“某某代”或“某某派”的怪圈，就很难创造出没有任何时代藻饰与偏见的恒久作品来——我们想说，这才是艺术的真谛。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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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国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别时，21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我13岁时，已经长到1.8米，觉得自己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1988），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睛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
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
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55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22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的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
把鸭和兔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1958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的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4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1966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30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
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
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70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
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1911年），她才11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蓖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
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呆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1961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竟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20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
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
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窥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40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因其与“无神论”相悖，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1949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1965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度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1949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800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纵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果*体。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800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1986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1893年拍摄的旧北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