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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4-24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韦德体育bevictor贴吧 点击:

[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十一)]

    (十一)

    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我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我们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偷出去玩,因为周末女儿回家,而假日公园的游客多。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那里的松树千姿百态,我们和一棵棵松树都认识了。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我们很欣赏动物园里的一对小熊猫。它们安静地并坐窗口,同看游人,不像别的小动物在笼中来回来去地跑。熊很聪明,喝水用爪子掬水喝,近似人的喝法。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犀牛厌游客,会向游客射尿,尿很臭而且射得很远,游客只好回避。河马最丑,半天也不肯浮出水面。孔雀在春天常肯开屏。钟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看来最可怜的是囚在鸟笼内不能展翅的大鸟。大熊猫显然最舒服,住的房子也最讲究,门前最拥挤。我们并不羡慕大熊猫。猴子最快乐,可是我们对猴子兴趣不大。
看动物吃东西很有趣。狮子喂肉之前,得把同笼的分开,因为狮子见了肉就不顾夫妻情分。猪类动物吃花生,连皮带壳;熊吐出壳儿带皮吃;猴子剥了壳还捻去皮。可是大象食肠粗,饲养员喂大象,大团的粮食、整只的苹果、整条的萝卜、连皮的香蕉,都一口吞之。可是它自己进食却很精细,吃稻草,先从大捆稻草中拈出一小束,拍打干净,筑筑整齐,才送入口中。我们断不定最聪明的是灵活的猴子还是笨重的大象。我们爱大象。
有时候我们带阿瑗一同出游,但是她身体弱,不如我们走路轻健。游山或游动物园都得走很多路,来回乘车要排队,要挤,都费劲。她到了颐和园高处,从后山下来,觉得步步艰险,都不敢跨步。我觉得钟书游园是受了我的鼓动,他陪同玩,练出了脚劲。阿瑗体力无多,我舍不得勉强她。
阿瑗每周末回家,从不肯把脏衣服和被单子带回家让阿姨洗,她学着自己洗。同学都说她不像独养女儿。这种乖孩子,当然会评上“三好学生”,老师就叫她回家和妈妈谈谈感想。我问:“哪三好?”因为她身体明明不好。她笑着说:“荣誉是党给的。”果然,她的身体毕竟不好,读了三个学期,大有旧病复发之嫌。幸亏她非常听话,听从大夫的建议,休学一年,从一九五三年春季休养到一九五四年春季。钟书一九五四年底才由城里回北大。阿瑗休学只和妈妈作伴。
她在新北大(即旧燕京)到处寻找相当于清华灰楼的音乐室。她问校内的工人,答“说不好”。她央求说:“不用说得好,随便说就行。”工人们听了大笑,干脆告诉她“没有”。她很失望。
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葡海棠等花和草。钟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生活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出版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赴鄂道中》诗五首。第五首有“隐隐遥空碾懑雷”,“啼鸠忽噤雨将来”之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那时钟书的三弟已回国,我公公命他把我婆婆送归无锡,因她已神智不清。我公公这年十一月在武汉去世,我婆婆次年在无锡去世;我公公的灵柩运回无锡,合葬梅山。

[NextPage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十二)]

    (十二)

    钟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来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钟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来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钟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钟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钟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钟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钟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钟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钟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钟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1958年11月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钟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钱瑗到了工厂,跟上一个八级工的师傅。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美工组画宣传画,和钢厂的图远不是一回事。阿瑗赶紧到书店去买了书,精心学习。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阿瑗按他的创见画图。阿瑗能画出精确的图。能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铁水。她留厂很久,对师傅非常佩服,常把师傅家的事讲给我们听。师傅临别送她一个饭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见的像章中数这枚最大。
钟书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怜。我曾到昌黎“走马看花”,我们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区。钟书下放时,“三年饥荒”已经开始。他的工作是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他阴历年底回北京时,居然很会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人到火车站去接他时的紧张,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还需回去。
我们夫妻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搬进了城,到“定稿组”工作方便了,逛市场、吃馆子也方便了。钟书是爱吃的。“三年饥荒”开始,政治运动随着安静下来。但我们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毕业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专”,又加父母双“白”,她只是个尽本分的学生,她将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边”。如果是北方的“边”,我还得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从她进了大学,校内活动多,不像在中学时期每个周末回家。炼钢之前,她所属的美工组往往忙得没工夫睡觉。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说:“老师让我回家睡一觉,妈妈,我睡到四点半叫醒我。”于是倒头就睡。到了四点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问,怕耽搁时间。我那间豆腐干般大的卧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们觉得阿瑗自从上了大学,和家里生疏了;毕业后工作如分配在远地,我们的女儿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我家那时的阿姨不擅做菜。钟书和我常带了女儿出去吃馆子,在城里一处处吃。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韦德体育bevictor贴吧。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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