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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郭敬明电影《小时代》被极度放大，是时代之病。批郭敬明的《小时代》，更要批产生郭敬明的大时代。



在这个不太炎热的夏季，青年作家郭敬明的首部电影《小时代》毫无悬念地火了。某报连续多次发文批评电影《小时代》，其中一篇题为《小时代和大时代》的署名文章预警式地批评说：“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

对于该报的批评，郭敬明在媒体公开以“它能激起讨论的欲望，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来回应。这就是说，一些主流媒体郑重其事、苦口婆心的批评，在郭敬明的电影营销那里，都化成了求之不得的“激起讨论的欲望”的“很了不起的事”－－营销发酵剂。

看电影《小时代》，熟悉美国影视的观众会联想到美国电视系列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绯闻女孩》（Gossip Girl）和电影《希德姐妹帮》（Heathers）等青春肥皂影视剧，在这些影视剧中，青春男女的帅气与亮丽、富有和权势都是被“炫”的题材。不能说《小时代》从小说到电影，是对美国前辈同行的亦步亦趋的“拷贝”，然而，毫无疑问是“郭敬明式的小剪刀”对这些海外前辈的“流行元素”的剪辑、拼贴。《小时代》影片开始是以富二代大学生顾里在如奢侈时尚店一样的私人衣帽间秀展名贵时装开始的，而它的结尾也是一场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但结果却马虎潦草的时装秀。概括讲，《小时代》虽然极尽渲染炫耀之能事，但其实不过是拙劣模仿、潦草拼贴的“青春欲望秀”。

在《小时代》中，四位女大学生虽然出身殊异，但都以时尚杂志为“人生导师”，追求名牌时装，爱恋强势帅气的男性。《小时代》让电影中的四位女生表达这样一个共同幻想：做女人的最高梦想就是依身于一位集权势、财富和帅气为一身的“成功男人”。电影中的男主角、时尚杂志《ME》主编宫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男人。宫洺的首次出场式是：当他从豪车出来，用标准男模特的身材，秀出的是仿佛掌秘密财富帝国的黑帮首领的气势，在他不可一世的身影背后，是前往求职的林萧为这个成功男人的“魅力”所彻底震慑的身姿。

因为崇拜时尚杂志《ME》，更因为被宫洺的“强势男性魅力”震服，成功求得主编的周末女助理职位的林萧，为赢得这位男老板的认可和欢心而放弃尊严，以甘受奴役的姿态倾心伺候这位以洁癖和怪戾向雇员炫示权力的老板。在林萧的身上，导演让观众看到的是女性在权力和财富面前的根本的卑贱，这种卑贱并没有因为美丽而改变，相反女性的美丽是被作为奴役的内容附属在女性身体上的。

郭敬明向媒体公开表示，从中学时代拼力争获“新概念作文大赛奖”开始，他就不仅抱有“出人头地”的少年梦想，而且非常早熟地对文学写作具有明确的商业眼光，他是一开始就自觉将自己的写作与市场绑定的少年作家。

作为一个自觉而精明于商业写作的“早熟作家”，郭敬明的写作，自始至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过度仿袭；其二，物质崇拜；其三，病态自恋。在电影《小时代》中，这三点被集中强化表现出来了。在电影中，那个可以在“一棵树都不能移动的中心建立一座玻璃私人楼房”的《ME》杂志主编宫洺和气质非男非女、行为诡异的专栏作家周崇光，实际上二位一体地表现着“郭敬明式的拜物和自恋”。

郭敬明本人在媒体采访中，也公开承认他的拜物和自恋，而且强调这是他写作和事业成功的主动力。郭敬明及其追随者都坚称，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是由物质欲望、权力崇拜和情色幻想构筑的世界。在郭敬明的文学字典里，是没有平等和尊重的。在电影《小时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正在应试助理的林萧，因为陡然见到霸气凌人的年轻老板宫洺再次出现在眼前，而仓惶摔倒在地，而这位在电影中被塑造为神一样的成功男人只用君主看奴婢一样的眼神睇视趴在地上的林萧，然后以雄视天下的姿态昂然而去。这就是郭敬明为电影中的女人塑造的成功男人形象。

郭敬明不仅过早地被书商蓄意定型打造为“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而且他自己也全身心投身于文学消费市场的写作，过人又精明地将自己“全面消费符号化”。更有甚者，伴随文学市场追捧的，是文学主流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付责任的追捧。2006年5月，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严重抄袭，判处向被侵权作者赔偿20万元并公开道歉。但是，在他坚持“只赔偿，不道歉”的背景下，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跃批评家兼北大教授的联名推荐，他被中国作协隆重邀请为会员。

在“功成名就”的今天，从18岁的文学少年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书商老板，郭敬明“最深刻的人生”的记忆，仍然是他初出名时，在一个典礼上因为服装简陋被工作人员蔑视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成为他富有之后“疯狂地买各种奢侈品，带着一种快意的恨在买”、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极度炫富的理由，而且也成为他在贫寒与富贵之间划出尊卑界线的理由。一个少年成名、青年得势的“80后中国作家”，心胸如此狭隘，志气如此委琐，实在与这个全球化的大时代相悖。

31岁的畅销书作家和书商老板郭敬明对媒体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教养很好的人。”一个严重抄袭而拒不道歉（更无悔改），在小说中贩卖粗俗的品牌崇拜和女性歧视，是“教养很好”吗？历十数年之功，从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个“做大了”的图书出版商。郭敬明的教养和视野为什么竟然并没有随其名气和财富的增长相伴？这是因为，郭敬明们在其成长的时代，缺少的正是文学和文明的教养。这个时代赋予他们自我物质扩张的无限欲望，却没有给予他们精神提升的教养；授予他们高超的市场竞争中的掘金术，却没有让培养他们理解世界的胸怀。很遗憾，我们在郭敬明们的“成长－成功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教养和教育的社会性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