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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债，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融资行为。美国国债的融资依据，是美国国民的未来税收。美国国债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预征税赋。简而言之，今天政府花钱，明天国民买单。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美国政府是受到法律约束的，美国国债上限是美国宪政原则的一条红线。如果，美国政府可以无限融资，政府将会失去权力制衡，政府的权力将会无序扩张，那绝非美国人民之福。美国立法当局对美国国债上限的坚守，是维护美国宪政原则的重要努力。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阻挠是有历史意义的。笔者反而对美国宪法法院的裁决感到惊讶，就算美国政府曾经有79次的犯错误的前例，错误也不能变为正确啊。当然，这当中存在两党政治博弈的因素，甚至共和党人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政府的财权都应该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

          除了宪政原则这条红线，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这条无形的红线。任何债务都存在边际，政府的融资方式和数额存在自然边际。单纯就美国国债而言，其自然边际就是政府未来税收的偿债能力。为什么不能突破上限？因为可能将还不起债务本息（违约）！政府运用不恰当的方式融资，例如增加货币发行方式，是有严重负面后果的（信用损耗）；融资数额超出支付能力，例如税收无法覆盖债务本息支付，政府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性。所以，就算是不违背宪政原则，也要使用恰当的方式，也要受到数量的约束。经济规律比宪政原则更为现实，经济规律一定会惩罚政治投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和党人阻挠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的努力是负责任的行为。相反，那些说美国人“玩火”的中国人，确实应该冷静下来了，看看是否是自己正在玩火。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笔者一直提醒国内读者，应该仔细研究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英语：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著作《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orton, 2012年）。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右翼极度膨胀，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导致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严重失衡。美国国债问题就是这种失衡的一种经济现象。奥巴马总统作为左翼总统，意图有所作为，但受限于自身的能力，始终不得要领。本来，奥巴马有机会做第二个威尔逊，但奥巴马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他不太懂得形右实左的政治艺术，他错过了天赐良机。看来，美国也只能在未来的危机中变革了。

          现实地看，美国的国债上限问题，仍然算不上一场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美国仍然存在解决问题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所以，美国政府虽然关门，美国市场大体平稳如常，美国社会也是一如既往。然而，与之相对应，貌似仍然健康的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却已经悄然成为一个令人惴惴不安的隐忧了。美国政府关门，是美国司法体系提醒美国人民美国宪法的存在。同时，美国的权威机构和普通民众，已经在思考躲不过去的经济规律问题了。笔者一直在注意评级机构的计算，一旦美国的税收无法覆盖政府支出，美国政府的信用等级将会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美元也将丧失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相信，成熟的美国政治家们是不会自寻死路的。反观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则更加让人忧心忡忡。既没有司法约束，也不在乎经济规律，政治投机已经惯性化和常态化，甚至成为了执政当局欲罢不能的选择了。

          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的肇因在于，政府债务没有有效的宪政约束。即便是残破不堪的《预算法》和《税法》，也无法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笔者始终不能释怀2008年“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的对宪政体制的伤害，允许地方政府无序举债的经济投机行为存在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数额皆无法律依据，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方债五花八门且无偿还安排。更恐怖的是，这可能还不是中国政府债务的全部问题，中国政府仍然存在巨额的隐性债务，政府的债务延迟和债务转移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隐性债务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显性债务。如果，精确测算中国政府的广义负债，可能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恕我不便说出自己的测算）。与债务问题相对应，各级政府的财政扩张失去控制，中国的制度成本攀升速度极其惊人，已经开始严重地侵蚀生产力的发展了。

          并不有趣的是，中国的管理层和各界精英，对中国政府债务问题采取了鸵鸟政策。全世界冷静的观察者都无法理解，他们是通过何种方法论证了中国债务的“风险可控”？当政府广义负债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水平之后，当国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空间消耗殆尽之后，这个“风险可控”如何说起呢？更为荒谬的是，“风险可控”就可以继续宽松了吗？“风险可控”难道就可以搞“金融创新”了吗？奥巴马总统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是心不足而力有余，可谓无知且无畏。鸵鸟政策，自然有当下的好处，可以维持表面的繁荣。但是，用政府债务堆积出来的繁荣是脆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仁慈的父亲，不应将辉煌留给自己，将问题留给子孙。或许，中国也只能在危机中变革了。

          作为民间的财政问题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提醒我国政府注意，政府债务问题本质上是税收问题，政府债务可以理解为一种预征税赋。以债代税，一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灾难而采取的临时性财政措施。美国政府悍然通过国债扩张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投机，他们将来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今天每一分钱的政府负债，必然会成为明天的国民税赋。美国人艺高人胆大，依仗美联储高超的金融技巧，玩危险的国家财政游戏，那不是值得艳羡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我国玩不起这种危险游戏，我国没有金融“创新”的空间，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父亲，绝不应留下一屁股欠债给孩子！

          笔者忧虑在于，如果中国政府债务问题恶化，我们是否可以像美国人一样从容。我们的市场依然会平稳如常吗？我们的社会仍旧能一如既往吗？如果不能，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三中全会还有时间去讨论那些花花绿绿的伪命题吗？我们现在应该牢牢地抓住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解决政府债务问题涉及到复杂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