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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下中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看法。首先，两国政府都非常了解本国老百姓的想法，虽然它们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和两国老百姓相比，两国政府至少能把分歧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福田康夫建议的，两国政府首脑要理性，要会面协商，要给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找出一个至少是短期可行的说法，别再这么僵持下去了。也就是说，和两国老百姓“完全没得商量”，吵架都吵不到一起去的态度不同，两国政府至少具有沟通的意愿。

          坦白讲，2012年夏天中日钓鱼岛事件急速升级，在当时还是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来看，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引发钓鱼岛争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日本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默许他们的右翼团体到钓鱼岛上建灯塔、立界碑，而且派军舰阻止中国大陆和台湾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捕鱼，甚至还阻止我们的军队在这个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但是野田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我们的政府不再只是“严正抗议”，而是突然揪住石原的不当言论，进行了强烈反击，还派出渔政船和海监船。也就是说，中国由之前的被动一下子变为主动了。

          中国忽然转守为攻，为什么？这是因为，过去中国和日本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就是有争议，但搁置争议，不讨论。可是日本近些年开始推行一个政策，就是安倍在2013年5月份说的，根本不承认这个争议，认为“钓鱼岛就是日本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4月5日，日本政府还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13年版《外交蓝皮书》。这个蓝皮书声称“钓鱼岛不存在任何的主权纷争”，而且还强调说日本的领海、领空“正在面临着更多的威胁”。日本的挑衅日益升级，中国必须由被动转为主动，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的态度。

          再说说日本政府，各位晓得吗？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其实是不统一的。先说日本首相，2012年中日钓鱼岛问题升级的时候，日本的首相是野田佳彦，他先是在2012年7月公开支持日本议员登钓鱼岛，并且说“最快要在9月实现钓鱼岛‘国有化’”；然后又在11月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上搞什么“首脑外交”，逢人就说钓鱼岛的问题，最后其他人都受不了他了，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国际祥林嫂”。

          野田在2012年12月正式下台，接替他的是安倍晋三，那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告诉各位，就是安倍组建的内阁通过了这份所谓的《外交蓝皮书》，所以很不幸地告诉各位，他也是个对钓鱼岛“势在必得”的人。举个例子，2013年1月31日，他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说：“要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但是安倍又是个很会琢磨日本老百姓心理的人，他在购岛态度强硬的同时，还希望和中国保持“互惠的经贸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老百姓抵制日货的后果直接体现在日本全年GDP总量上了。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日本2012年全年对华出口大约减少了1万亿日元，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就是日本的全年GDP要损失掉8200亿日元，相当于84亿美元。

          我们再说说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2012年6月，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石原慎太郎主导的‘购买钓鱼岛’这件事，会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也就是说，丹羽认为日本“购岛”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这个丹羽因为这件事被撤职。回到了日本之后，他又发表演讲，批评日本政府的“购岛”做法不妥当，“导致了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日本政府为了在国内拉选票，关于钓鱼岛事件的说词都太偏激，完全不照顾其他国家人的想法。

          坦白讲，我觉得丹羽宇一郎这个人是目前日本政府里脑筋最清楚的。他在叙述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时候非常理性，毕竟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对于如何解决中日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停止非黑即白的争论；第二，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第三，两国政府就如何解决钓鱼岛问题和改善关系展开谈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日本政府收回最近几年搬出的“不承认争论”这个无理举动，退回到过去两国“搁置争论，共同开发”的时期。如果把丹羽的话翻译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说日本的经济这么低迷，都已经要靠印钞票来给经济打强心针了，（日本）政府你在这个时候不想办法提振经济，反而提出“购岛”招惹中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国，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日本政府到底有没有听进丹羽的意见？很遗憾，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看到日本政府有什么新的举措，安倍领导的日本政府依然非常强硬地表示“没有谈判余地”。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现在其实是一个由四方组成的“囚徒困境”。什么是“囚徒困境”呢，就是说，警察抓住了甲乙两个嫌疑犯，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他告诉两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两人之中一个坦白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10年。对于甲来说，如果乙选择抵赖，自己也抵赖就会被判1年，但如果选择坦白就可以直接被放出去；如果乙选择坦白，那他如果抵赖就会被判10年，如果选择也坦白，就会判8年。所以对于个人来说，不论对方怎么选，自己选择坦白都是最优选择。结果就是甲乙都选坦白，各判8年。但其实集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结果应该是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囚徒困境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太顾及个人利益，而在集体利益博弈中自作聪明，最后导致整体失利、作茧自缚。

          在钓鱼岛问题上，陷入“囚徒困境”的四方就是日本政府、日本老百姓、中国政府、中国老百姓。日本政府为了在国内拉选票，执意再次挑起钓鱼岛争端。日本老百姓比较务实，既坚持钓鱼岛是日本的，又想跟中国做贸易。中国政府转守为攻，一边作好军事行动的准备，一边积极推动协商。而中国老百姓，出于对日本人的一再挑衅，表示非常愤怒，对政府不断施压，希望透过军事行动明确钓鱼岛的归属。梳理清楚这些不难看到，只有这四方相互协调与妥协，让几方关系变成最优搭配，才能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如果单方面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那么全体的利益都将受损。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政府就是一个片面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把其他三方——中国政府、中国老百姓、日本老百姓——往冲突的泥潭里拖。最终的结果肯定无法做到集体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