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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5)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中秋与端午、春节是韩国的三大节日，在韩非常受重视，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分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礼仪专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的一些书院举行传统的祭享时，都请他去指导。在那一天，他头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挥若定。韩国学生在他的指挥下，毕恭毕敬，向孔孟像行礼。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像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他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这里的学生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到这里来学习的，各个专业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汉城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问他为什么来学古代典籍，他说：“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极其复杂，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的洞察力。”
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这些这并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他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丛丛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文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著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访问英国的新闻片断，在欢迎仪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轮马车载着来自东方的客人，皇家卫兵穿着传统的英格兰军服。在白金汉宫门前的换防仪式，几百年来保持不变。印度人在外交仪式上用自己独特的象群来欢迎客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在传统节日都穿民族服装，印尼人出现在外交场合总是戴着那种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非洲国家来访，他们大抵都穿着那种古怪的袍子……也许这些非洲人平时在自己的国家并不穿这些东西，可是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却非要庄重地穿上不可，这里面，无非是要表现那么一种精神。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6)

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点精神的。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一）
韩国六十年代还遍地秃山，现在全部都已绿化。在韩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极少见到乱扔垃圾的现象。
韩国人高度重视环保，饭店里用的是淀粉制造的绿色牙签，无论多豪华的宾馆都没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韩国购物，没有人会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购买纸袋。韩国人像爱护自己的客厅一样爱护国土。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中国人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泰坦尼克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泰坦尼克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300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不止是电影。韩国人提倡身土不二，以用国货为荣。而中国人则更喜欢进口货。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做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二）
觉得韩国存有古风。韩国人崇尚传统的道义文化，而所谓的道义文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节气。中国社会曾是最提倡忠义节气的，但是很久以来，忠义节气似乎就已是改朝换代时个别孤臣义士血淋淋的专利，是对普通大众之浑浑噩噩的极端反弹，或者是评书演义中的故事传说，再或者退化成流氓无赖们在酒桌上虚张声势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觉自愿地抛弃这种漂亮但是不实用的精神装饰品，一心一意为了那点口粮而投入全部努力。我总觉得，也许是中国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苦难太多，虚伪太多，欺骗太多。像一张纸，经过的揉搓太多，已经不再如当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河，经历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渐渐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写到这里，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中说：
“看先秦故事，总觉得那时候的中国人活得豪放刚烈，特别像一个真正的人，便疑心东方文化曾有一种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这人格的特点之一是：自尊、知耻、忘我、利他。
“这种精神在当代中国人那里已很少见了。”
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人的表现，最后他问：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东渐乎？”
并非东渐，而是这种精神曾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而在长白山南的几千年相对封闭的三千里清洁质朴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能恢复本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一）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确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受到了粗暴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嘻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古代朝鲜私塾图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与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秦始皇之后的中国。
好在秦王朝的寿命不长，崇尚黄老的汉王朝通过无为而治渐渐恢复民族的元气，得以驱逐匈奴，扬我大汉天威。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的人格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辞赋公开歌颂*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2)

（二）
然而，多灾多难一直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而中国却历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条。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他们都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
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中国人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改朝换代的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人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人暴政。满洲人南下，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块，梳成一根小辫儿，叫“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无从谈起。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使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之间，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劣化。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众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此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说春秋时的中国人像一张挺括的白纸，干净爽利的话，那么几千年来这张白纸经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经变得软沓沓脏兮兮，看不出当初面貌了。
（三）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