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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在卧房窗前伏案工作。顺姐在屋里拖地，墩布作在地下，她倚着把儿，一心要引诱我和她说话。
 
  “太太”（她很固执，定要把这个过时的尊称强加于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吗？”

  我说：“没请我。”

  “新娘子已经来了，你没看见吗？”

  “没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说：“不，新郎四十九。”我还是埋头工作。
 
  顺姐叹息一声，没头没脑地说：“新娘子就和我一样呢！”

  我不禁停下笔，抬头看着她发愣。人家是年轻漂亮、华衣美服的风流人物，顺姐却是个衣衫褴褛、四十来岁的粗胖女佣，怎么“一样”呢？
 
  顺姐看出她已经引起我的兴趣，先拖了几下地，缓缓说：
 
  “我现在也觉悟了呢！就是贪享受呢！”（顺姐的乡音：“呢”字用得特多。）
 
  我认为顺姐是最勤劳、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儿、脏活儿她都干，每天在三个人家帮佣，一人兼挑几人的担子。她享受什么？
 
  顺姐曾告诉我，她家有个“姐姐”。不久我从她的话里发现：她和“姐姐”共有一个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称。随后我又知道，她夫家是大地主——她家乡最大的地主。据她告诉我，她是随她妈妈逃荒要饭跑进那个城市的。我不免诧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顺姐姐妹相称了？”可是我后来渐渐明白了，所谓“姐姐”，只是顺姐对我捏造的称呼，她才不敢当面称“姐姐”。
 
  我说：“你怎么贪享受啊？”

  她答非所问，只是继续说她自己的话：
 
  “我自己愿意的呢！我们是自由恋爱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诧异说：“你们怎么自由恋爱呢？”我心想，一个地主少爷，一个逃荒要饭的，哪会有机会“自由恋爱”？
 
  她低头拖几下地，停下说：
 
  “是我自己愿意的呢。我家里人都反对呢。我哥哥、我妈妈都反对。我是早就有了人家的，可是我不愿意——”

  “你定过亲？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那么个人呢。我不愿意，我是自由恋爱的。”

  “你怎么自由恋爱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们是自由恋爱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劲肯定一句。
 
  “你们又不在一个地方。”

  “在一块儿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准是在地主家当丫头的。我没有再问，只觉得很可笑：既说“贪享受”，又说什么“自由恋爱”。
 
  我认识顺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图板割裂出来的大小碎片凑拼成原先的图西。零星的图片包括她自己的倾诉，我历次和她的问答，旁人的传说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这一天的谈话，第一次拼凑出一小部分图面。
 
  她初来我家，是我们搬到干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的清早，她拿着个隔宿的冷馒头，顶着风边走边吃。这是她的早饭。午饭也是一个干冷的馒头，她边走边吃，到第二家去，专为这家病人洗屎裤子，因为这家女佣不肯干这事。然后她又到第三家去干一下午活儿，直到做完晚饭，洗过碗，才回自己家吃饭。我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吃饭吃菜”。什么菜呢？荤的素的都有，听来很丰盛。
 
  “等着你回家吃吗？”

  她含糊其辞。经我追问，她说回家很晚，家里已经吃过晚饭了。
 
  “给你留着菜吗？”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给她的，只是残羹冷炙和剩饭了。
 
  我看不过她冷风里啃个干馒头当早饭。我家现成有多余的粥、饭、菜肴和汤汤水水，我叫她烤热了馒头，吃煮热的汤菜粥饭。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这是她和我交情的开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别在几家做，逐渐把每个上午都归并到我家来。
 
  她家人口不少。“姐姐”有个独生女，最高学府毕业，右派分子，因不肯下乡改造，脱离了岗位。这位大小姐新近离婚，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归她抚养，离异的丈夫每月给赡养费。顺姐自己有个儿子已高中毕业，在工厂工作；大女儿在文工团，小女儿在上学。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还吃什么呢？”

  “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