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8岁的李秀英是一个军队技师的新婚妻子。当政府撤离首都时,他的丈夫坐在一列塞满中国士兵的火车车厢顶上离开了南京。李秀英由于已怀有7个月的身孕,不便乘坐拥挤的火车而被留在了南京。
像许多留在南京的其他中国老百姓一样,李秀英和他的父亲很快住进了有外国人防守的安全区。他们躲在已经被改成难民营地的一所小学校的地下室里。但是这个难民营像安全区中的其它难民营一样,同样是日本人不断搜查和袭击的目标。12月18日,一群日本兵闯了进来,把年轻的男人们拖出了学校.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回来拖妇女。李非常害怕日本人对怀孕的妇女可能施以的暴行,立即做出了一个决定。她打算自杀,便把自己的头猛地向地下室的墙上撞去。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躺在地下室的一张小帆布床上。日本人己经走了,但带走了几个年轻妇女。她躺在这帆布床上,恍惚之中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如果她跑出这座楼房,她可能被日本人抓住。但是如果她待在这儿什么也不干,他们也可能回来找她。李秀英决定待在这儿。如果日本人不再回来,一切都好,如果他们回来了,那她将与他们拼斗到死。她对自己说,她宁可去死,也不能被日本人强*。
不久她就听到三个日本兵下楼梯的脚步声。其中的两个人拼命抓住两个尖叫着的妇女并把她们拖了出去,另一个人死盯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李秀英。有人告诉他李有病,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人都从屋子里踢到走廊上作为回答。
那个日本兵慢慢地来回踱着步,想对李秀英作出判断。突然——在这个日本兵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李采取了行动。她从床上跳起来,从日本兵的腰带上抽出军刀并飞速靠在墙上。“他惊呆了,”李回忆道,“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一个妇女还会反击。”那个日本兵抓住了她拿刀的手腕,但李用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并用力猛咬他的胳膊。尽管那个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只穿了使她运动不便的棉旗袍,但是她却迸行着顽强的搏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直到那个日本兵发现自己打败了并尖叫救命。
其他士兵冲进来,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用刺刀对李秀英猛刺,但因为有另一个日本兵的妨碍,他们没能刺到李秀英。由于李的对手又矮又小,所以李能够完全把他提起来当一个盾牌以抵挡另两个日本兵的攻击。但后来那两个日本兵用刺刀对准她的头部刺去,刺刀滑破了她的脸,打掉了她的牙。她的嘴里全是血,她把血吐到日本兵的眼睛里。“墙上,地上,床上,到处都是鲜血。”李回忆道,“但我心里一点也不怕,我狂怒起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和他们拼了,并杀死他们。”最后,一个日本兵把刺刀刺入了她的腹部,李眼前一黑,昏死过去了。
那些日本兵以为她已经死了,丢下她走了,当她被抬到父亲面前,父亲发现她已没有了呼吸,便认为她已经死去。他叫人把女儿抬到学校后面并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葬。幸运的是下葬前有人注意到李仍然在呼吸,并从她的嘴里流出了血水泡沫。朋友们很快把李秀英送进了金陵大学医学院,在那里医生们缝合了她的37处刀伤。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李秀英奋力与日本兵搏斗的事迹传到他丈夫的耳朵里,他立刻向军队请了3个月的假,借钱回到了南京。1938年8月,当他返回家中,他发现妻子红肿的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已被剪光,刚刚长出鬃毛般的短发。
在以后的一生中,李秀英一直忍受着那些刀伤给她带来的痛苦和难堪。在坏天气里或在生病的时候,鼻涕便会从鼻子旁边的豁口处流出来,眼泪也直往下流(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她的眼白,但她却没有失明。)她每次照镜子,看到那些刀痕,就会想起1938年12月19日那可怕的一天。“现在58年过去了,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当我在南京她的家中访问她时,她对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
李秀英认为,她的个性和她那独特的家庭背景都给了她反抗日本人的勇气。一般中国的妇女从小受到的典型教育就是应当柔顺服从,但李秀英与她们不同,她来自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影响的家庭。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使李不得不在一个坚强的军人家庭的男人们中间长大。她的父亲、哥哥和叔叔都是军人或警察,在他们的影响下,她长成了一个男孩子气的姑娘。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脾气就很急躁,所以她父亲不敢教她武术,主要是担心她以此吓唬邻里的其他小孩。60年后,如今的李秀英己是儿孙满堂,她精神矍烁,热爱生活——甚至还保留着她那有名的坏脾气。她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从父亲那里学会武术;要不然她便能够享受在那一天杀死那3个日本兵的欢乐了。
[NextPage第四章 六周暴行纪实4]
死亡人数
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南京的暴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迈纳·瑟尔·贝茨被要求提供一个估计的死亡数字,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场大屠杀涉及的区域是如此之广,以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
中国的军事专家刘方楚估计死亡人数是43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官员们根据日本侵略者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官的材料,说明至少有30万人被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认为在南京被杀害的人数超过26万。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数字是大约20万。约翰·拉贝从未作过系统的计算,并在2月大屠杀尚未结束时离开了南京,他估计只有5万一6万人被杀害。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死亡数字在3.8万和4.2万之间。日本方面还有一些人估计的数字低到3千人。1994年,从以前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得到的档案资料证明,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组在1938年1月到3月间的南京就处理了3万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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