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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4日，鲁迅先生给孟十还先生写信说，他有“一个平常的小梦”，希望能出版一部果戈理的选集，却很难实现，因为“即使有了不等吃饭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两天后，鲁迅先生又给孟先生去信，这一次他有些愤怒了，他说：“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即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
但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鲁迅先生发现，并不是“一切书店”都想发财了，有一家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就“并不坏”。于是，他把自己的稿子《故事新编》赶写出来，交给他们出版；他甚至帮助这家出版社组稿，将萧军的书稿拉过来出版。又过了一年，鲁迅先生离开了人世。此后10余年间，这家出版社没有辜负鲁迅先生的厚望，出了许多好书。
它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萧乾先生在一封信中说：“我认为在中国出版史上‘文生社’永远是一颗明星，一个五四以来办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推出作家最多的同人出版社。”在这里，萧乾先生一口气用了三个“最”字，可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作家心中的分量。
在创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名录上，写着这样一些名字：吴朗西、伍禅、丽尼、巴金、陆圣遂、杨挹清、李采臣……他们是一些什么人？鲁迅先生说，他们是“几个写文章的人”。萧乾先生说，他们“始终是一撮文人的集合体”；见到他们，会让人想到歌剧《波希米亚人》。还有人说，他们大多是信仰安那其主义或曰无政府主义的人，那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什么？说不清楚。总之，在巴金先生15岁那年，他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从此把“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作为一生恪守的道德信条。它一定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干人马的信条吧！
当然，这个名录上最重要的人物，还是巴金先生。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时，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了。人们知道，许多大作家、大学问家都喜欢“客串出版”，像鲁迅先生，他创办过7家出版社，编过9种杂志，但出版依然只是他文化生活的“副业”。巴金先生不同，他是一位终生追求老托尔斯泰式的“言行一致的人”。他的“言”是写作，你知道他的“行”是什么吗？萧乾先生说，巴金先生的“行”，就是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啊！还有一位司马长风先生甚至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大。”
司马先生好重的言辞，它提示我开始审视“巴金的出版”。结果发现，巴金主持了14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确实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典范。有几点说明：其一，他们面向高雅文化，大量地组织出版严肃的文艺著作。其二，他们不但吸收名家加盟，还侧重发现和培养新人的处女作。其三，他们貌似同人出版，实为五湖四海，遴选作者，绝对没有门派、地域、潮流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团结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文学作家。其四，巴金先生等人在出版社不拿一分钱报酬，只是尽义务。其五，他们没有资金来源，只是几个人集资，比如，吴朗西先生把夫人的私房钱，伍禅先生把自己彩券中奖的钱等等，都拿出来印书。
在10余年间，巴金领导出版了包括：《文化生活丛刊》（49种），《文学丛刊》（10集），《译文丛书》（63种），还有《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学小丛刊》，《烽火小丛书》,《水星丛书》等等。像其中的《文学丛刊》影响最大，收编86位作家、161部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可谓盛极一时，恐无出其右者”。（李济生语）作家中有鲁迅、茅盾、郑振铎、沈从文、巴金、张天翼等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鲁彦、何其芳、严文井、荒煤等一大批新人的处女作。
插一段奇文。文*时期，有一篇批判文章《巴金是文化资本家》，更能从反面说明“巴金的出版”。其中写道：“从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营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迫于形势收摊，实际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先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经理，解放以后，又野心勃勃，联合了他的两个弟弟，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贩卖精神鸦片烟，大肆兜售西欧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著作，广为招徕生意，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新文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文学风雷》1967年第2期）
可以肯定地说，“巴金的出版”是成功的，其原因大约有四个。
一是个人理想与职业特征的吻合，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带着这样的人生理念从事出版工作，就会把编辑“为人作嫁”的职业特征充分放大、提升，使之化成一种理想主义的职业行为。
二是作家学识与编辑工作的吻合。丽尼先生说，文化生活出版社走的是古典名著介绍的路，要好好组稿，非老巴不可。第一，真正好的译稿必须老巴才可以拉来。第二，除了老巴，谁能随便改动名人的稿子？另外，巴金先生很有“辨才”的眼光，前面提到，那么多大作家的处女作都是他发现并出版的。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三是认真精神与出版实践的吻合。鲁迅先生很欣赏巴金，说他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但鲁迅是“左联”中的一员，而巴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有人问鲁迅：“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鲁迅先生说，因为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巴金先生正是靠认真的服务精神征服作者，编出好书，赢得信誉，再拿到好稿子。有一次，巴金先生到工厂为高尔基《草原故事》改版。到了下班时间，那位排字工人急着与女朋友约会，很不耐烦。巴金先生就缠住他不放，说了许多好话，才达到目的。其实作为作家，巴金先生的时间很宝贵，况且许多出版工作也是很折磨人的。比如校对，巴金先生就说过，他有时看校样看得想自杀。但“自我牺牲”的人生理念，一直支撑着他的文化出版活动。萧乾先生曾感慨地说：虽然《巴金文集》有14卷之巨，但是“倘若他没有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说到认真，我想起商务印书馆的一段故事。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出任总经理时，就极其重视对书稿差错的检查，发现问题会重罚责任者。曾有人说这样做太苛刻，是虐待职工。但商务印书馆的书却获得品质可靠的美誉。据说当年毛泽东一进北京，就希望能够配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因为他们的书值得信赖。这正是“认真”的意义。
四是服务意识与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的吻合。他说，作者与读者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说，无论在写作的意义上，还是在出版的意义上，我们都应该“把心掏给读者”；他还说，编辑要尊重作者的作品，不要轻易改动稿子，能不改就不改，即使改也要与作者商量。到了晚年，他感叹：“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象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作为今天的出版人，读到巴金先生的这段话，心里会有一种的揪痛的感觉。再读一段1950年焦菊隐先生写给巴金先生的信，我们又会陷入更为沉重的思考之中。他写道：“我听见曹靖华先生说，你已摆脱了文生，不知是否？……因为弟的稿子虽然不好，但当初是选择又选择出版家的，最后决定将一切出版的东西，都陆续集中在文生，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吾兄在文生主持。吾兄不但修养高出其他朋友，对作品的估价很苛，绝不滥出商品式的著作，而且也永远具有作家的性情在办书店，因而对于作家永远是照顾周至的。……原则上弟的书，不论是译的或写的，愿意永远跟着吾兄走，你到哪一个出版社，或你自己另办出版社，弟自动愿意将书稿送过去。”这样的编创关系，不正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毕生的追求么？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激动起来。因为在商业出版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终于在巴金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但是，那一叶理想的风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经飘然远去了。我觉得，虽然“巴金的出版”只是与新中国60年搭上一点边界，其中的许多东西，却非常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比如“同人出版”的意义，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开明书店等的不同，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历史追忆和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