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原创文学网 - 纯净的绿色文学家园 !
雨枫轩

亿博娱乐注册网站 优游国际平台电话号码

时间:2009-09-1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优游国际平台电话号码 点击:

1934年12月4日,鲁迅先生给孟十还先生写信说,他有“一个平常的小梦”,希望能出版一部果戈理的选集,却很难实现,因为“即使有了不等吃饭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两天后,鲁迅先生又给孟先生去信,这一次他有些愤怒了,他说:“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即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
但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鲁迅先生发现,并不是“一切书店”都想发财了,有一家刚刚成立的出版社就“并不坏”。于是,他把自己的稿子《故事新编》赶写出来,交给他们出版;他甚至帮助这家出版社组稿,将萧军的书稿拉过来出版。又过了一年,鲁迅先生离开了人世。此后10余年间,这家出版社没有辜负鲁迅先生的厚望,出了许多好书。
它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萧乾先生在一封信中说:“我认为在中国出版史上‘文生社’永远是一颗明星,一个五四以来办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推出作家最多的同人出版社。”在这里,萧乾先生一口气用了三个“最”字,可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作家心中的分量。
在创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名录上,写着这样一些名字:吴朗西、伍禅、丽尼、巴金、陆圣遂、杨挹清、李采臣……他们是一些什么人?鲁迅先生说,他们是“几个写文章的人”。萧乾先生说,他们“始终是一撮文人的集合体”;见到他们,会让人想到歌剧《波希米亚人》。还有人说,他们大多是信仰安那其主义或曰无政府主义的人,那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什么?说不清楚。总之,在巴金先生15岁那年,他读到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从此把“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作为一生恪守的道德信条。它一定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干人马的信条吧!
当然,这个名录上最重要的人物,还是巴金先生。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时,已经是一位著名作家了。人们知道,许多大作家、大学问家都喜欢“客串出版”,像鲁迅先生,他创办过7家出版社,编过9种杂志,但出版依然只是他文化生活的“副业”。巴金先生不同,他是一位终生追求老托尔斯泰式的“言行一致的人”。他的“言”是写作,你知道他的“行”是什么吗?萧乾先生说,巴金先生的“行”,就是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啊!还有一位司马长风先生甚至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大。”
司马先生好重的言辞,它提示我开始审视“巴金的出版”。结果发现,巴金主持了14年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确实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典范。有几点说明:其一,他们面向高雅文化,大量地组织出版严肃的文艺著作。其二,他们不但吸收名家加盟,还侧重发现和培养新人的处女作。其三,他们貌似同人出版,实为五湖四海,遴选作者,绝对没有门派、地域、潮流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团结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文学作家。其四,巴金先生等人在出版社不拿一分钱报酬,只是尽义务。其五,他们没有资金来源,只是几个人集资,比如,吴朗西先生把夫人的私房钱,伍禅先生把自己彩券中奖的钱等等,都拿出来印书。
在10余年间,巴金领导出版了包括:《文化生活丛刊》(49种),《文学丛刊》(10集),《译文丛书》(63种),还有《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学小丛刊》,《烽火小丛书》,《水星丛书》等等。像其中的《文学丛刊》影响最大,收编86位作家、161部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可谓盛极一时,恐无出其右者”。(李济生语)作家中有鲁迅、茅盾、郑振铎、沈从文、巴金、张天翼等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罗淑、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鲁彦、何其芳、严文井、荒煤等一大批新人的处女作。
插一段奇文。文*时期,有一篇批判文章《巴金是文化资本家》,更能从反面说明“巴金的出版”。其中写道:“从1936年起,巴金就以作家身份兼营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迫于形势收摊,实际上他干了二十年的出版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他先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经理,解放以后,又野心勃勃,联合了他的两个弟弟,搞了一爿李家的平明出版社。巴金的出版社,大肆贩卖精神鸦片烟,大肆兜售西欧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文艺作品,以及俄国的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的著作,广为招徕生意,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新文化,同党的出版事业争夺阵地。”(《文学风雷》1967年第2期)
可以肯定地说,“巴金的出版”是成功的,其原因大约有四个。
一是个人理想与职业特征的吻合,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带着这样的人生理念从事出版工作,就会把编辑“为人作嫁”的职业特征充分放大、提升,使之化成一种理想主义的职业行为。
二是作家学识与编辑工作的吻合。丽尼先生说,文化生活出版社走的是古典名著介绍的路,要好好组稿,非老巴不可。第一,真正好的译稿必须老巴才可以拉来。第二,除了老巴,谁能随便改动名人的稿子?另外,巴金先生很有“辨才”的眼光,前面提到,那么多大作家的处女作都是他发现并出版的。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
三是认真精神与出版实践的吻合。鲁迅先生很欣赏巴金,说他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但鲁迅是“左联”中的一员,而巴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有人问鲁迅:“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鲁迅先生说,因为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巴金先生正是靠认真的服务精神征服作者,编出好书,赢得信誉,再拿到好稿子。有一次,巴金先生到工厂为高尔基《草原故事》改版。到了下班时间,那位排字工人急着与女朋友约会,很不耐烦。巴金先生就缠住他不放,说了许多好话,才达到目的。其实作为作家,巴金先生的时间很宝贵,况且许多出版工作也是很折磨人的。比如校对,巴金先生就说过,他有时看校样看得想自杀。但“自我牺牲”的人生理念,一直支撑着他的文化出版活动。萧乾先生曾感慨地说:虽然《巴金文集》有14卷之巨,但是“倘若他没有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说到认真,我想起商务印书馆的一段故事。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出任总经理时,就极其重视对书稿差错的检查,发现问题会重罚责任者。曾有人说这样做太苛刻,是虐待职工。但商务印书馆的书却获得品质可靠的美誉。据说当年毛泽东一进北京,就希望能够配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因为他们的书值得信赖。这正是“认真”的意义。
四是服务意识与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的吻合。他说,作者与读者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说,无论在写作的意义上,还是在出版的意义上,我们都应该“把心掏给读者”;他还说,编辑要尊重作者的作品,不要轻易改动稿子,能不改就不改,即使改也要与作者商量。到了晚年,他感叹:“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象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作为今天的出版人,读到巴金先生的这段话,心里会有一种的揪痛的感觉。再读一段1950年焦菊隐先生写给巴金先生的信,我们又会陷入更为沉重的思考之中。他写道:“我听见曹靖华先生说,你已摆脱了文生,不知是否?……因为弟的稿子虽然不好,但当初是选择又选择出版家的,最后决定将一切出版的东西,都陆续集中在文生,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吾兄在文生主持。吾兄不但修养高出其他朋友,对作品的估价很苛,绝不滥出商品式的著作,而且也永远具有作家的性情在办书店,因而对于作家永远是照顾周至的。……原则上弟的书,不论是译的或写的,愿意永远跟着吾兄走,你到哪一个出版社,或你自己另办出版社,弟自动愿意将书稿送过去。”这样的编创关系,不正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毕生的追求么?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激动起来。因为在商业出版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终于在巴金先生那里,找到了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但是,那一叶理想的风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经飘然远去了。我觉得,虽然“巴金的出版”只是与新中国60年搭上一点边界,其中的许多东西,却非常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比如“同人出版”的意义,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开明书店等的不同,都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历史追忆和现实思考。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