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牛津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太太跌倒了,想也没想跑过去扶起她来,让我惭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7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同为70后的朋友嘲笑我选择性记忆,说她的回忆和我恰好相反,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明明没有扶老奶奶过街非要说扶了,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去过老师家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有私念一闪——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几个月前我到英国访学,左手护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实实过海关,边检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从心头起之际,他合起护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气地来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次日去牛津大学哲学系找办公室主任Tim Moore办理校园卡,问带没带照片,带了,“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 you very 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一来二去,我自以为明白了,这叫做礼多人不怪,总之习惯就好,千万别把英国人的客气当回事儿。然而待得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自己的判断失之偏颇。没错,的确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是发乎本心地与人为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在装“文明人”而不是在装“圣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得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装的动机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却偏偏要在雷锋像前集体下跪宣誓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荒腔走板沐猴而冠。
人是环境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 a nice day!”
老实说,我对于自己这种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装”多久毫无自信,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关村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正因为此,我才越发对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期间又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说到尊严二字,戴乃迭还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则弥足珍贵的记忆。上世纪40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易·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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