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校长表达我的怀疑,于是我脸上的愚蠢表情被人们认为是假装出来的。我就此失掉了这个差事!后来我去做医师。起初我倒还顺手。什么白喉啦,伤寒啦,您知道。……虽然我没提高死亡率,可是我仍旧受到赏识。我被提升为莫斯科育婴堂的医师。在那儿,人们要求我除了开药方和查病房以外,还要请安行礼,低声下气,坐马车的时候要能够体面地站在车后的脚登⑨上。……主任医师索洛维耶夫,也就是在敖德萨代表大会上趾高气扬的那个人,甚至要求我拍他的马屁。我说在医学系里没教过奴颜婢膝和拍马屁,他就认为我思想不正,六亲不认。……“经历过不顺利的医师生涯以后,我改行经商。我开一家面包房,开始烤白面包。可是, ma chère,人世间的虫子可真是多,多得简直吓人啊!不管哪个面包,只要一掰开来,里边准有蟑螂或者蛆。”
“我,您知道,本来想到大学去,可是有个税务员对我说,那儿老是闹学潮。……我也做过文学工作者,……必是魔鬼支使我去干文学工作的!我写得很好,甚至使人觉得大有希望。可是, ma chère,监牢里那么冷,又有那么多臭虫,就连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空中有臭虫的气味呢。我就是因为干文学工作才死掉的。……我死在医院里。……我下葬是用文学基金的钱开支的。新闻记者们在我的葬礼上喝掉十卢布的白酒。我亲爱的!您不要再打发我到人间去了!请您相信,我受不了那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