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知名读书类报刊做过一些调查,调查题目是: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屡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卡夫卡和普鲁斯特都当选而且位居前列。因为儿子们的卓绝声名,两位父亲自然也逃不过研究者和好奇者的眼睛。倘若这事发生在当代,且两位父亲也能活到儿子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他们说不定会在媒体和广大望子女成龙成凤的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勉为其难,写一本名为《我如何培养儿子成为伟大作家》的书。尽管他们不是舞文弄墨的人,可在教育孩子这一话题上,他们大吐苦水、发牢骚、交流心得,倒也与家长们推心置腹,只是最后他们不得不长叹一声:惭愧!惭愧!
与卡夫卡相比,普鲁斯特幸运得多。老普鲁斯特的性格比老卡夫卡温雅,含蓄,可能是与两人从事的职业有关吧。老普鲁斯特是享有盛誉的医生,长久对疾病的专注,培养了他的耐心和或多或少对自己事业以外人事的超然。老卡夫卡是地道的商人,白手起家,靠的是让人叹服的坚强和执着,但这种强势性格有时也显得专横、执拗,尤其是身为一家之长的时候。他从“七岁就推着小车走南闯北”,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与人为善,而在商业往来中,宽容又是首先要被摈弃的优点。长此以往,老卡夫卡自然习惯用商人的眼光衡量一切。
虽然在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实际上是靠家里养着的,可二人对这种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老普鲁斯特轻蔑的目光,小普鲁斯特不以为然,因为他有母亲不同寻常的母爱撑腰。年轻岁月,小普鲁斯特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赴晚宴、请客、泡吧、给交际花送昂贵的礼物、度假,唯一做过零薪酬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最后还是让对他三天两头请病假忍无可忍的老板炒了鱿鱼。
卡夫卡可要倒霉得多,他没有父亲的那副硬朗的身板,没有他精明的生意头脑,只知道涂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结交“不务正业”的朋友。可想而知,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对的那种窘迫。在一篇日记里卡夫卡写道:“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今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几乎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理由很简单:我和他们没有可交流的东西”。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非常仔细地描绘了父亲的性格,比如说在饭桌上,任何人不得说话,不得议论饮食好坏,不得让饭菜掉到地上,但他可以说饭菜是“猪狗食”,可以骂女厨师是“畜生”,也可以随意把饭菜丢在地上;恫吓孩子时,“狂喊着绕着桌子转,要逮一个人”。《变形记》中的父亲也是这么狂追变成甲壳虫的儿子的,并且把一个导致他死亡的苹果扔进了他的背壳里。卡夫卡用“寄生”来形容自己在父亲家里的生活,从中可以窥见他深切的自我贬损,对父亲的极度陌生。
对儿子们“20世纪伟大小说家”的事业雄心,两位父亲倒有些一致的想法可以交流:堂堂七尺男儿,不出去挣钱求功名,整日赖在家里,捣鼓些莫名其妙的玩意,还把自己弄得虚弱不堪,成何体统?在这一点上,老普鲁斯特似乎比老卡夫卡看得开,他对自己的败家儿子颇有些认命了,只在普鲁斯特的开销确实很过分的时候才出面干涉。卡夫卡的终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的敏感,他的懦弱,他在婚姻问题上的再三犹疑,他的极度的不自信导致的不能自立……但转念一想,假如没有年轻时代的奢华生活,或许就没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没有专横的父亲,就没有现在的卡夫卡(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两位父亲的过失竟造就了两位举世难求的天才,但这到底是侥幸,没有丝毫借鉴意义,只是它警示我们:不要轻易对孩子失望,而且,当我们责备孩子把饭菜掉在地上时,务必保证自己脚下的地板是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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