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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而这些话题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何时能产生一大批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的教育家。正如中国教育报刊社常务副社长刘堂江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大批具有独特教育理论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教育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塑造灵魂’的事业，就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和身心健康的公民，更不可能产生一个创新的民族。”一所名校不仅靠名师，更要靠一位遵循办学规律，克己奉公，胸怀坦荡，能够凝聚人心的教育家。

而在这一点上，走过百年风雨却依然活力四射的兰州大学就有其独特之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两段非常时期内，由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以及曾多年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刘冰同志先后出任兰州大学的校长，这足以使兰大学子引为自豪。

由刘冰同志出任兰州大学校长，其缘起与发生在1975年秋天那个惊天动地的事件相关。鉴于对当时教育战线极度混乱的担忧以及对“四人帮”及其走卒的不满，他领衔与清华大学党委另外两名副书记及常委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孰料老人家却做出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见2003年8月《中华儿女》总第195期《刘冰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内幕》一文）的批示，并将其作为中央文件在全国上下广为传达。以这种形式直接点名指责某位党员干部攻击毛主席，在****党史上应是仅有的一次。也就是以此为借口，全国再次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浪潮，刘冰校长也在所难免地和邓小平一起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与批判。

不过十分荒唐的是，这位最先向“四人帮”一伙挑战并为此遭到无理批判的斗士，在1976年****“四人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却没有获得重新工作的权利。最后还是在邓小平同志“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见《党史文苑》2005年第09期《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一文）的指示下，他才在1978年年底来到了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任上。1979年夏天当我收到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原工作单位的领导用十分洪亮的嗓音告诉我：“你们的校长就是刘冰!”

从他那惊喜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刘冰校长是何等的崇敬。

我进入兰大后，自然就特别想领略他的风采。经学长的指点，在原拐角楼东侧的人行道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校长。他中等身材，显得有些清瘦，穿着一身洗得略显发白的中山装，戴一副黑边眼镜，沉静的表情，稳健的步履，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印象。那朴素的外表，很难把他和那个因冒死上书而名贯全国的人联系到一起。此后发生的两件小事则使我对刘校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是我在学生食堂拣到的!”

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刘校长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几个没有吃过几口的馒头，用凝重的口气讲道：“要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啊!”在要求大家不要忘掉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传统时，继而又耐心地向大家说明了如何端正生活态度的道理。

另一件事情则发生在我们入学后不久，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因为对外语课学习感到吃力，进而对任课老师产生了意见，他径直找到了刘校长。倾听了这位学生的反映，刘校长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弄清了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老师确实存在着教学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后，随即对任课教师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曾在自己心目中近乎神圣的刘校长竟是如此平易近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然而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读“大二”时，我却给刘校长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出于对丝绸之路沿线奇异的自然风光、神秘的历史遗迹的向往，我当时突发奇想，计划骑自行车对丝绸之路做一次实地考察。因为西去考察要占用大量上课的时间，所以向学校请假应是必须履行的手续。然而不久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失踪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我要只身前往丝路考察的想法也就自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和阻拦：

“青藏高原上常有数十只的狼群出没，汽车经过都要结队而行。”

“戈壁滩上的狂风可以把碗口粗的大树连根拔起，行人如果躲避不及，转眼就会被流沙埋掉……”

家里也发来了一封封电报：“严令不准西行，否则今后别与家中通信。”

出于对我安全的考虑，我西去考察的申请最终未能得到校系领导的批准。不过这也很能让人理解，因为无论是谁批准一个在校学生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去独闯丝绸古道，既要承担着责任，同时也是在承担着风险。

在求助无望之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刘冰校长。在耐心地倾听了我要考察丝绸之路的打算和意义后，刘校长会同聂大江副校长就我的请求进行了商议并做出了如下决定：由学校出差旅经费，让我坐汽车、火车前去考察。组织上的关怀是令人感动的，亲友的牵挂也在情理之中，但年轻人认定的道理却很难改变。我的心早已插上了翅膀，飞向戈壁沙漠，冰岭雪山。

经过多次坚持不懈的请求，刘冰校长在做出周密的安排后，最终批准了我西去考察的申请。不过临行前刘冰校长对我的嘱托却颇有几分悲壮：“我想你是能胜利返校的，如果万一发生意外，那你一定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所发生的一切都记下来并留下标记，以便为今后来这里继续探索的人提供经验，或是为寻找你而提供一些线索。”

在我单车西行的日子里，刘冰校长一直挂念着我，并且向我途经之处先期汇去资金予以帮助，有时一次汇款就是一百元，须知当年我在学校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仅用十五元!当刘冰校长看到我西行考察四个多月平安归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将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询问着我在路上的见闻，那种兴奋、喜悦之情，就像是一位慈父终于盼到了浴血疆场的儿子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受到了校长如此亲切的关怀，我的心中充满了由衷的感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越来越理解到了刘校长所承受的工作压力。面对十年动乱给兰州大学留下的破败不堪的现状，刘校长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总是不忘亲自深入基层，以便及时发现、解决师生员工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