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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点火。车发动着之后，塞在车载音响里那张我爱听的《藏歌》盘片，随机流出了《拉萨的酒吧》。一阵嘈杂、喧闹的背景音之后，一个略带忧郁又略显无奈的男声开口唱道“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她对我说，不爱我，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身旁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一惊，问“妈妈，没有钱就没有人爱吗？”

我一下被这个问题噎住了。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拜金已经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内地电视相亲节目中不时出现雷人金钱爱情观的公开宣称“我的男友必须是月薪二十万”、“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还有，女孩直截了当地问男方“你家有钱吗？”俊男靓女们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强烈渴望，现实得极为彻底。

不过，我却十分同情这些八十后、九十后们，因为现实的生存压力已经无情地挤压掉了他们生命中的液汁，当对钱、房、车等物质的获取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时，已经不再会有单纯的心境去享受拥有理想的快乐，和朴素的爱情，他们的眼眸也不会闪亮着梦的光泽。

于是，我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出生得早，没有生在眼下金钱物质至上的年代，幸而能拥有天真、朴实的童年；在青年时期，有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恋爱时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有一个清新而充满烂漫的感情世界。虽然也曾被现实无情压迫，但大多数时光，得以在诗意中度过。在我的相册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三岁时的一个瞬间。照片上稚嫩的我，坐在所居住的楼下的一张小櫈子上，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仰脸自然地笑着，笑容清澈而明亮，极富感染力。多年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反复唏嘘。我后来为这张照片取名为“心明眼亮”，意为学完毛泽东语录之后的状态。实际上，那时的我根本还不认识字，但脸上的那份明澈令我自己印象深刻，因为那份快乐是自心底里流出的。

小学一年级，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新时期的农民”，“脖子上搭着白毛巾，驾驶着红铁牛(拖拉机)，在广阔天地里驰骋”。那时候，金训华等知青典型的宣传已经为我们树起楷模，我们全班几乎全部同学的最高理想理所当然都是“当农民”，只有一个男同学想当“科学家”，而他立即遭到我们的讥讽与孤立。

那个年代我们对物质没有强烈的欲望。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述“********的美好前景”，通俗易懂地告诉我们，待进入********，进商店后，“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不用花钱”。我当时暗想着，“等到了********，我一定要到商店里去拿一个气球。”那个年代，气球就是奢侈品了。正因为心中有了理想，彷佛就胸有成竹，在小学时期的每一个日子因为目标明确而显得格外沉着。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环境，也因为家庭教育，我们这一代人都把精神追求放在首位。参加工作后，读书、听音乐、抄朦胧诗，精神世界被撑得满满的。最初的工作单位在浙江舟山，虽说是在海岛，实质是在山里，距离县城有约四十公里，每天只有两班公共汽车进出，早上出去，晚上才能回来。那时候街上商店很少，一整天在街上逛着，连五金商店的钉子柜枱，我都一一细细看过去。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过得有滋有味，黄昏在田埂上散步，抬头仰望天边的彩霞，坚信“前途是光明的”，虽然眼前的“道路是曲折的”，总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定会“螺旋式上升”。最爱做的事是阅读西方哲学名着、中外文学名着，收集“名人名言”，频繁更换“座右铭”。那时候的烦恼也很单纯。记忆中自己的一次气愤，是因为单位里同事在开会时批评我“平时说话不使用劳动人民语言”，指出我说话“酸”。那时，因为读了书自然要“活学活用”，我在平时说话时千方百计插入成语、形容词，多用文学语言，自我感觉很好，不料却遭到“指责”，自然想不通。

一年辛苦下来，评上先进，物质奖励也很有限。有一年，我被评为年度嘉奖，奖品是一个印有兰花的搪瓷脸盆，我十分珍惜，一直不舍得使用，二十年了，还完好无损地珍藏着，因为，那是一份荣誉，更是青春时光的见证。

迄今，我还珍藏着一个军用挎包。挎包的年龄很长，背面因久与衣服磨擦略显黑亮。我一直舍不得丢掉它，是因为它陪伴我度过了那些终日活力充沛、热情蓬勃的豆蔻年华，盛着我青春的记忆。那时候，每次上班临离开宿舍前，觉得这本书必须带上，那本书也舍不得丢下，挎包便被塞得满满的，合都合不上。而当这沉甸甸的挎包压上肩头，一种饱满的充实感荡荡悠悠彷佛要撑破心胸。那时候读书没有计划，看到什么读什么。有一阵，西方哲学书畅销，我也赶时髦，到书店里背回一挎包又一挎包，读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尽管似懂非懂，但也乐此不疲。一天下午，一个同事从县城回来，一下车便兴奋而神秘地拿出一套黑格尔的《美学》在我眼前亮了亮，她告诉我新华书店里人们正在疯狂抢购这套书，我一听，一种即刻必须拥有它的欲望不可遏止，立即请了假拎起挎包冲出门外。真巧，这时山里驶出一辆拖拉机，我挥手拦下一问，驾驶员告诉我他们要去县城，我央求他们捎上我。热情的农村小伙把驾驶员边上的座位让给我，自己跳上了后面的车斗。在我不间断的催促声中，拖拉机一路“突突突”直接开到县城新华书店的门口。我终于买到了一套崭新的《美学》。沉甸甸的挎包上肩，心里才踏实下来。

那个年代，没有舞厅，没有卡拉OK，甚至连电影都很少，但因为有装满书的挎包每天在肩头亲密地磨来蹭去，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充实。一九八七年，在宁波工作的两年间，我每天都去包玉刚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在那里，我有一个固定的座位，还暗暗立志要像马克思那样把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踏出一个深坑来。那时候的爱情也是纯粹的，没有人把家庭、物质条件作为择偶的标准。去年，有个二十三年前我在宁波工作时别人为我介绍的“对象”出差来南京。他辗转找到我，当面问我“当初为什么拒绝我？”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二十多年。我费力地想了又想，根据自己当年的“做派”，一般与别人介绍的“对象”见面时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读过几本世界名着？”，如果回答是“没读过”，那我就立即走人，如果对方回答“读过”，我会接着问“泰戈尔是哪个国家的？”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没有人能回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