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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苹，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大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一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老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准确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俱乐部，很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进步书，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做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呜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ＩＢＭ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进步书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俱乐部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