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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其实自古就有爱流氓的传统。比如我们一贯爱武松，爱石秀，爱李逵。而且称他们为英雄好汉，盼他们除暴安良。其实这几位不过是流氓之一种罢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流氓，是流氓中之杰出者也。
武松打虎不算流氓，怒杀西门庆也不算流氓，但到了孙二娘的黑店，那行为就有点大黑帮遇上小黑帮的意思了；到了血溅鸳鸯楼，一杀便连带无辜，杀害了从丫鬟、奶娘、后槽、夫人、仆人等一十五人，已经是流氓行径了。
石秀又是一个流氓典型，虽然出身不错，而且能劳动、爱劳动、会劳动，那社会如果正常，这石秀说不定就会成为屠宰业的劳动模范或者企业家的。然而，看他杀裴如海的做派，剜潘巧云主仆心肝的行为，已经与黑帮杀手别无二致，甚至表现的尤其阴冷毒辣，令人发指。
李逵更是一个流氓的典型，行善也是他，作恶更是他，杀贪官的是他，杀无辜看客的尤其是他。看他大闹江州法场，搭救宋江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向着旁观人群抡板斧排头砍去，已经非常流氓；接着又杀黄文炳一家，生吃黄文炳的肉；再后来连扈三娘的一家老小也让他全给杀了；表现的更其流氓。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如此，如石秀、武松、李逵一流却依然得到众多中国人的热爱与颂扬，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爱他们，有知有识的读书人也爱他们，连大才子金圣叹都一样的热爱他们。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其实，五四之后一些文化人对此已经提出不同见解，例如周作人、胡适、萨孟武都提出过种种新见。鲁迅对此的体认，与周、萨二公大同小异。他的独特想法是由此联系到了侠的问题。他曾经写过一篇《流氓的变迁》，直言流氓与盗，与侠同出一脉，不过世事流变，日益等而下之罢了。终于由盗而寇，由寇而侠，由侠而奴才，当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这看法真的很有道理，但与这些文化学者的看法不同，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侠的土壤依旧十分肥沃，侠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所以，旧的武侠小说虽然已经泛滥到令很多文化人目不敢开的程度，港台的新武侠小说又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崛起，而且一风吹来席卷中华，竟至到了“开言不谈金梁古，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地步。
事实上侠之与盗的界限依旧很不分明，侠之与流氓的形象尤其容易含混。表现在不尊重生命——暴力杀人；不尊重法制——武力处世，不尊重劳动——劳动者永远无能三个方面，其基本品质实在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流氓与侠客之所以有这样的重叠与混合，因为这一类流氓确有他们的特别之处。他们不好女色，好打不平，有时还要好善乐施，尤其崇尚江湖义气。他们迷信暴力，认定拳头大的是哥哥，喜欢别人崇拜自己，也甘心情愿崇拜别人——只要你义气深，只要你拳头硬。汤隆也是好汉，一见李逵就甘拜下风。李逵本性横蛮，既然摔不过焦挺，就喜欢上了焦挺，“玩”不过燕青，更羡慕上了燕青，一旦遇到宋江大哥，便一心一意，生死由他。
无论流氓也罢，黑社会老大也罢，人们臆想中的侠客也罢，社会认可他们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从经济学上理解，在一定的环境下，认可他们的存在是因为其支出成本更合算，也更容易接受；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在一定的环境下，其适度存在，甚至有利于社会底层生活状况的安稳与安全。从文化学意义上理解，在一定的环境下，他们正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例如东方有侠客，西方有骑士。二者虽然外在形象很相异，内在品质却很相通，一般地说，当底层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基本保证的时候，当妇女儿童的人身安全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当非权力、非武力者自身的生存安全没有保护的时候，人们就会对骑士或侠客产生某种需求、爱好、期盼和崇尚。反之，当人们完全有了基本的自立能力，又有了基本的安全保证时，那种所谓的骑士精神或侠客做派就显得可笑了。一心做骑士的人就难免很不幸的成为堂吉诃德。
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西方的骑士文化早已烟消云散，但中国的侠盗精神还有肥沃的生存土壤，所以，金庸的声音在很大的人群中要大大强于胡适的声音，强于萨孟武的声音，强于周作人的声音，也强于鲁迅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绪不但没有迅速消解的征候，甚至还有不断激化的表现。暴力事件尤其恶性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一种是完全被人民所不齿的，如杀同窗、杀朋友，杀亲人，杀妻子，杀父母。还有一类是很让社会同情甚至叫好的，如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与城管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的，与税收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的，与不法官员发生流血冲突的，等等。以至每每出现这样的状况，就一般旁观者而言，马上有人叫好，马上有人支持，马上有人同情，马上有人声援。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民族吗？肯定不是。难道我们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消除不尽的暴虐的劣质基因吗？肯定没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不正常的状况，说明世间一定有比之流氓与暴力更坏的东西在。人们才会二劣相较取其轻，甚至不惜热爱暴力，热爱刺激，热爱流氓。具体说来，我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第二， 公权力泛滥；
第三， 缺少社会自治、自助与自救的制度设计和实现路径；
第四， 草根阶层乃至中产阶层公共话语权缺失；
第五， 公民缺少应有的尊严。
第六， 司法不能给人以信心。
这六条相互关联，因为社会不公，必然社情激动；因为公权力泛滥，又加剧了社会不公；因为社会不公与公权力泛滥，才特别需要自治、自助与自救的制度设计和实现路径；又因为自治、自助与自救组织的严重缺失，人民才特别需要必要的公共话语权与社会尊严；因为缺乏必要的公共话语权与社会尊严，才尤其需要司法的公信力。而当这众多的因素均处于缺失、弱化、无力或不作为的状态时，必定导致极端*行为的频繁发生，而面对这样极端*行为，更多的旁观者就会产生类似的极端性情绪响应。
当然，这也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些关系。毋庸讳言，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缺少洛克式的文化精神，更缺少圣雄•甘地式的文化传统，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林肯一样的政治人物。如此种种——这些因素的相互冲撞与放大，就使我们很不幸的染上一种爱流氓、爱暴力的情绪与情结。既然郑屠户可以无法无天，那就请鲁达的大拳头来吧，既然武大郎的沉冤难雪，那就请武松的痛杀来吧，既然得不到清官与司法的有效帮助，那就干脆请抡大板斧的李逵来吧。
我内心反对暴力，不赞成一切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而采取非和平手段的行为，但我尤其渴望，我们能够改变某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社会现实。例如让潜规则少些，再少些；让公权力泛滥收敛些，再收敛些；让社会不公调整些，再调整些；让自治、自救与自助组织发展些，再发展些；让法律的公信力坚挺些，再坚挺些；让全体公民尤其是草根阶层、中产阶层的公共话语权增加些，再增加些。
但愿我的这些愿望不会成为某种美好的梦想，而我的种种忧虑最好也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不比任何一个民族缺少智慧，我们现代国民也不比任何一种国民缺少宽容，忍耐，理性与善良。
2010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