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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匍匐在战壕里的只有18岁的法国帅哥保罗，突然听到一阵小鸟清脆的叫声，他便拿出铅笔在白纸上开始描绘枝头高歌的小鸟那欢快的身影。当他画完快乐的小鸟再次抬头时却看到战壕前面飞来一只美丽的蝴蝶。那只白色的蝴蝶动作轻盈，舞姿优雅，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在两军对垒、横尸遍野的战场上。保罗不假思索地从战壕里爬上去，十分开心地追逐起美丽的蝴蝶。就在他双手展开欢快地奔跑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到死时脸上的表情还凝固着追逐蝴蝶时的无比愉悦。

 

这是在1929年9月的上海舞台上，刘保罗以他精湛的表演艺术让《西线无战事》的主人公保罗惨死在了在中国观众的面前，引得全场观众一片哭泣，演出自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就是我国早期着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刘保罗的成名作。他从此正式易名“刘保罗”。当田汉笑着问他说你起了这个名字就不怕是个不祥之兆么？不怕像保罗一样死去么？他在一阵仰天大笑之后答道：“我的命大着哩，死不了！”大大咧咧的刘保罗是个敢说敢干的乐天派，他压根就不信《西线无战事》中保罗的悲剧命运真的会在自己的身上重演。

 

事实上悲剧的伏笔早已缠绕着刘保罗多舛的青春死死地不肯放手，悲惨的应验只不过是时间未到罢了。而他全然不去理会，义无反顾地用他如火一般的热情去演绎着他酷爱的话剧。他带头上街参加抵制日货大游行时，居然敢于主动冲击荷枪实弹的日本巡捕，结果镇压的子弹他的头上乱飞，参加游行的一批学生中弹，在他的身边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而他居然安然无恙，被抓进了监狱坐了一年的大牢出狱后还加入了中国******。他笑着对左联的同志们说：“我说我的命大吧？”他到杭州创办了“五月花”剧社，想用话剧宣传革命，在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一群军警封锁了剧院的大门，他掩护演职员们从后门撤退，自己走在最后，子弹又一次在他的头顶乱飞，他居然又一次安然无恙，被抓进了陆军监狱坐了五年牢，到1937年国共合作时才获释出狱。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使他完全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特别是到了他在绍兴公开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第三次入狱，出狱后他还收获了爱情，参加了新四军，当上了华中鲁艺戏剧系主任。从此他就更加自信了，逢人便说自己福大命大。

 

刘保罗的嘴很大，笑起来两个嘴角几乎延伸到了耳根。眼睛却很小，笑起来眯成了一条缝。他并不是帅哥，长着中等个子，瘦削的脸蛋，颧骨很高，尖尖的鹰勾鼻，深陷的眼睛，再加上大脑门，活脱脱的像个老外，根本看不出一点儿福相。而命运在他三次入狱之后，给他致命的一击是在他欣喜若狂的时刻，他却浑然不知自己年轻的生命会在那一瞬间嘎然而止。

 

1941年3月15日的上午，一派春光放射出假腥腥的明媚，一处桃花也虚情假意地盛开着，到处呈现出一片平和安祥的假象。刘保罗还是毛毛糙糙地穿着那件灰粗布军服，根本不像现在大牌导演那样端着臭架子，板着脸孔训人，更不用说什么“潜规则”了。他总是张着大嘴，眯着小眼，嘻嘻哈哈地与演员们说戏。他正在导演自己编剧的《一个打十个》。这是一个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独幕话剧，他在剧本里塑造了一位抗日英雄，孤身一人一枪打死了十个日伪军。

 

在苏北盐阜区农村的一处充满里下河乡土气息的土场上，他让扮演日伪军的演员们站成了一行时，觉得今天排演少了一人，笑着问三宝怎么没来，大家说三宝拉肚子去茅房了，他说不等三宝来了，就自己顶替一下吧，说完就站到了“日伪军”的队伍中去。他又给“英雄”说了一段戏，让扮演英雄的演员拿出英雄气概来，不要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直到他认为“英雄”真的有点像个英雄了，就高声喊着开始。随着他的一声高喊，“英雄”摆出了一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举枪对准站成一排被脸谱化之后的“日伪军”，扣动了扳机。这时，“英雄”手里的长枪居然真的呯的一声响了，一颗子弹真的从枪膛鼓足了劲头，飞向了站成一行等待被打死的“日伪军”。因为距离太近了，子弹的劲头太足，从第一个人的胸口穿过，又穿过第二个人的臂膀，可子弹的力量还没有丝毫的减弱，向着站在第三的位置飞去，正好击中个子不高的刘保罗的太阳穴。刘保罗就这样被意外地打死了。

 

他死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容，还保留着给演员们说戏时乐呵呵的表情，咧着大嘴，眯着小眼。他还没来得及思念因战乱而失散的爱人，果然就与《西线无战事》里的保罗一样地死在了不经意之间。保罗是为追逐蝴蝶的美丽含笑死去，刘保罗也是为追求自己的艺术之美含笑死去。

 

34岁的刘保罗微笑着仆倒在苏北这片疼痛的泥土上。我推想他在生与死的一瞬间，在他的脑海已经变得一片空白的背景上，肯定只呈现出《西线无战事》里保罗追逐美丽的白蝴蝶的喜悦。这居然和《西线无战事》里的描写保罗之死惊人地相似：“他是往前面扑倒下去的，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多少痛苦的感觉，有的是一种沉着，差不多是满意的样子。”

 

刘保罗快乐地死在了自己编导的戏剧情节里，快乐地死在了自己创作的如美丽的蝴蝶一般的话剧世界里。只不过他虚拟的戏剧是一个打十个，而现实的舞台上演的是一个打三个罢了。他死在了12年前更名不祥之兆的应验里，他为了这个应验自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悲惨结局。

 

二

 

刮了整整一夜的狂风，禾苗和树林都显出了十分疲惫的样子，天气骤然变冷了，远方的炮声稍为稀疏些，机关枪还是不肯停止吼叫。……对于战斗的激发紧张的想象，为稳定下来而毫无变化的现状所击碎，离开了幻梦，归还了原来的自己，英勇、杰出的人物似乎也变成了平庸无奇……这个场景不但是丘东平在1938年4月12日营造的小说意象，而且也是他在1941年7月28日亲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