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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籍华人亚伯拉罕·牛是反恐部队的一员，在阿富汗历尽艰辛地寻找本·拉登。有一天，部队终于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但，就在炸弹落下的一刻，亚伯拉罕·牛看见的却是拾柴禾的孩子。那么，他应该怎么办？

 

这就是音乐剧《时光当铺》给我们留下的悬念。《时光当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曹禅的作品，而曹禅则跟亚伯拉罕·牛一样，也是加拿大籍华人。曹禅的处理，是让炸弹暂时停在半空，然后让亚伯拉罕·牛进入了“时光当铺”。在“时光当铺”里，亚伯拉罕儿时的玩具“乐高”变成了真人，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妈妈苏梅则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倾诉着母亲的思念：给你包饺子，就是想让你囫囵个儿去，囫囵个儿回。

 

盼着亚伯拉罕·牛回家的，还有他的妹妹西亚和恋人哈利菲克斯。然而，另一个母亲哈斯提，那个阿拉伯女人，却不能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亚伯拉罕。因为只有亚伯拉罕，或许还能给她孩子一条生路。只不过，要救下这些孩子的命，亚伯拉罕必须牺牲自己。

 

于是，亚伯拉罕有了两个选择。一是迅速撤离现场，这样就可以回家团圆，因为他的服役期只剩下五天；二是扑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那炸弹，这样就可以拯救无辜的生命。走，还是不走？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难题。

 

结果，是亚伯拉罕牺牲了自己，拯救了别人，而问题却没有了结。

 

为什么没有了结？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比方说，苏梅的，西亚的，哈利菲克斯的，还有亚伯拉罕父亲约翰的正义，就落空了。梅说得很对：我是你的母亲！从你生下来的那个夜晚，从你为了这个该死的沙漠而离开的那个夜晚，我夜夜都会醒来。我们把你养大成人，保护你，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让你去送死）？

 

当然不是。但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孩子“无罪而就死地”。这是孟子所说的、全人类共同都有的“恻隐之心”。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没有错。正如乐高所说：她把她的孩子交给你，这是她最后的希望。那是她的孩子们啊！她本不想这么做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只好对哈斯提说：我很抱歉！

 

也只好对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还是孩子，妈妈！

 

苏梅却回答：我知道他们是孩子。我也有三个孩子，有谁替我这个母亲想过？我们每天倒计时等你回家，没有季节，没有月份，没有周几，只有离儿子活着回来还有几天。

 

是的，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就是最高的正义。

 

亚伯拉罕又只好说：正义向来是一座很远的桥。

 

苏梅则说：但是儿子，这次你走得太远了。

 

远吗？未必。至少，他是“逼上梁山”。亚伯拉罕的父母，是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他们历尽艰辛，受尽凌辱，好不容易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并且有了凯、亚伯拉罕和西亚三个孩子。但是，他们的大儿子凯，却在“9·11”事件中遇难。在“时光当铺”，乐高告诉亚伯拉罕，小时候，总有坏男孩守在学校门口打他们哥俩。每次，都是凯让亚伯拉罕快跑，自己替弟弟挨打。亚伯拉罕则总是跑到医务室要来冰袋，在教室门口等哥哥。

 

这样一种兄弟情谊，其价值是不亚于生命的。因此，为了凯，也为了千万个他们这样的兄弟姐妹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亚伯拉罕必须走向战场。这时，他义无反顾。

 

同样，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情感，亚伯拉罕必须扑到那阿拉伯孩子身上，完全顾不上“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敌人孩子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亚伯拉罕清楚地看见，炸弹落下的那一刻，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正准备扑向弟弟，跟他哥哥凯一模一样。这时，亚伯拉罕如果见死不救，那么，他跟那个该死的混蛋本·拉登，又有什么两样？

 

这一点，就连苏梅也能理解。实际上，从一开始，她就已经想到，如果亚伯拉罕从现场跑开，“该不该拯救孩子”这个问题，会折磨他整个下半辈子。因此，尽管她清楚，谁都不会记住他儿子的牺牲（中国不会，加拿大不会，美国也不会，阿富汗更不会）；也尽管她告诉亚伯拉罕：“在这场战争中，你不欠任何人的”；但最后，她还是跟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一起，“托孤”于亚伯拉罕，并同声唱道──

 

看啊，恩典时代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此时此刻，我们对“正义”二字，恐怕该能有一点新的认识了。在这里，显然有着两种不同“正义”。一种，是亚伯拉罕和他母亲梅的。其结果，是维护了真正的正义，并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洗涤，人性得到了升华。为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正义，虽然那也是真正的正义。另一种，则是本·拉登和他的恐怖主义，以及某些“脑残愤青”的。其结果，则是让千千万万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永不归来。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比如凯。至少，没有他们所谓的“正义”，凯就不会死。亚伯拉罕和那个阿拉伯母亲哈斯提，也不会。

 

实际上，无论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自以为是的“正义”，有多少所谓“正当理由”（比如“反对美帝国主义”），一旦采取了反人类的手段，那就注定只能是邪恶。不要以为“动机纯正”就一定“行为高尚”，人类的共同价值才是最高原则。更何况，本·拉登和“脑残愤青”们的动机是否纯正，本身就很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