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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小时候我以为对我不放心，信不过，什么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年纪小，做不好。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年龄无关，跟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如果我一不小心自己买了一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件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断言道：“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30年的不断反抗，她终于把讲这些话的语调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

 

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有没有用护肤霜，自然都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

 

就我自己来说，只要一和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么、上哪、干吗。

 

仔细想来，沉默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不做自己不想做的，后果就会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和待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你怎么读了20年书还在读啊？你怎么29了还没有结婚啊？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他们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不爱我，或者我不爱。事实上，我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惹的祸——如果我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利、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我，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该交费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后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该交费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到3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充值卡？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其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让我去搭公交车，她现在去买，“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到了火车站，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她报一遍，我报一遍，她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100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