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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远大于胡适。就我个人而言，对鲁迅是热爱，对胡适是钦敬。当“胡适”太多时，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盛时，我愿意谈胡适。当然，真正的他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只有学徒和随从。

 

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这样几种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实业家。其比例和组合，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势。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物质化。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而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那儿不远的南通，百年前出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状元、立宪派、工商业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务领袖。这是个让我激赏的人物，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谈现代中国的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很生理的“实”。尤其在当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空前巨大。像《蜗居》中刻画的那样，一套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一辈子没别的心思了。人人都焦虑，都有饥饿感，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物质”大风车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心智全浇灌在硬话题上，诸如经济战略、制度设计、权力问责、数据分析、技术和学术建设，精神家园这类软话题似乎大家都顾不上。虽然我有务虚的习惯，但不研究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只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的几样元素是：爱的意志、法的精神、现代理性、宗教心灵、生命美学、形而上哲学、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宪政精神和法律实践，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上下共识和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教力量也有缺点，它主要通过让人敬畏（“惧”）来劝导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广泛和主动的爱的意志，通过愉悦的“爱”来让人上升，就像史怀哲医生的那种爱，它超越狭隘伦理和世俗神学，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气息、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灵魂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和传导。

 

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在心灵方面，要建立适合东方人精神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的形而上，单靠几本圣贤书不行，搬西方着作也不行。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而是日常所秉持的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的随身携带、终生服役。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我们缺的太多了。之前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相关新闻，坦白说，心情极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厚黑政治，殊不知天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个人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可有谁打算给后代留下一点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的孩子，从而占有那最后的一滴水、一点空气、一寸立足之地吗？

 

一个“爱”字，鼓吹容易，秉持难。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公平和正义羸弱之时，你一味地讲“爱”，连自己都觉得脸红。但你看当下的精神空气，除了腐烂、虚无和颓败像灰尘飘来飘去，还充满戾气和刀具的影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基础是靠暴力革命打下的，政治江山是这样，意识形态也是这样，那么，民间土壤和空气中，就不可避免地残留这种农药，染上这种菌群。所以，在条件成熟时，消解斗争哲学的任务非常必要，要去仇恨化，去敌视性，因为中国人缺乏微笑，缺乏信任，缺少谅解。因此，我希望中国的文学、艺术、媒介，多重视一下爱，多一点温暖和光，尤其多一点“无条件的爱”。这不是粉饰太平，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没有爱，世界就是冰冷的，人会被冻僵。

 

过多的奢谈意义不大，若选择起步点，那就从“法”和“爱”开始吧。中国民间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团队和爱心组织，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个迹象。它们是这个时代的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