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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月来，我家门口那条已开出裂缝的水泥马路被几个形状各异却无一例外都身材庞大的铁家伙敲打穿刺得支离破碎。我二十二岁的生日就是在那么一层被浓厚的尘土和“哐当哐当”的铁器碰撞声充斥得满满当当的空气的包裹下度过的，没有一块蛋糕，没有一支蜡烛，没有一个祝福。我的视线局限于房间右上角那扇不管日夜都紧闭着的窗户上，窗户外面的墙沿盖着一指来厚的黄土与沙粒。大地疯狂地吸收着太阳赋予她的能量，然后毫不吝啬地把这些能量利用在人类的房屋上，像蒸一笼笼肉包子一样蒸着躲在没有空调的房屋中的人们，比如此时贴在床上的我。我全身的细胞被这层湿热的空气冲击得懒懒散散，浑身的骨头酥软得如同一只趴在椅子底下睡午觉的小猫。我躺在不能再容纳第二个人的钢丝床上等待着我生命中的第二十二个年头的最后一天的过去。我像一个虚伪的哲学家一般若有所思地半眯着左眼斜躺着看窗外那片灰白得毫无生气的天空，无所事事，空虚得如同一只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野狗。这一天里，我唯一的欲望便是找点淀粉填充一下那块“咕噜咕噜噜”作响的空荡荡的肚皮。
我家住在城郊，一个很繁华的城市的郊区。父母在去年年底给了我彻底的自由——让整天游手好闲的我一个人独自在家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解释这个“生活”便是“读无用的闲书，写没人能看的懂的文字，尽是搞些不正经的东西……”），他们说我要是在五十年前早就是一大把孩子的父亲了现在也应当学点自主自立自强自食其力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提着两个硕大的旅行包艰难地挤上了一辆看上去伤痕累累的长途汽车，一句话也没说，一点伤感之情都没有，我甚至连一个挽留他们的想法都没在脑海中萌生过，只是看着车上好多好多人，车窗上贴满了衣服和扣子，有的地方还有大人或小孩的脸蛋。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
其实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都要离开我的，因为在我们家隔壁有一家桌球店，里面总是满满地人潮流动，流动的人群里都在互相传播着一个关于“命运”的话题——在另一个城市里有大把大把的“金子”挖，“金子”能使人富贵起来，富贵当然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抽象而玄妙的话题像一块方糖吸引一堆苍蝇一般强烈地吸引着另一股没怎么外出过的人群，他们的内心跳跃着一股股躁动不已的蠢蠢欲动。如果我不是一个生性游手好闲之人，我想我也会被蠢蠢欲动捕获的，而后我也理所当然地会在去年年底很乐意地跟着父母一起去那个城市实现他们挖“金子”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然而也就因为这么一小点，便造就了我的幸运以及父母的不幸——我那青春激情消失殆尽年岁早已随波而去的父母在那个城市里找到的那个“钱眼”十分狭窄，他们用尽吃奶的力气死命往里钻，最后终于一人挤进了一个半身，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身的伤痛与精力憔悴。然而，倔强而固执的他们在痛苦之下却不思回旋。我在电话里听到父亲讲诉着他和母亲的故事以及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决定，情绪里那份消褪已久的伤感通过话筒里的声音悄然袭击了我的神经，我在劝说他们回来却无望之后哽咽着欲哭无泪。生计的逼迫使两代成年人各自负担起了自己，而后，却因为年龄以及思想上深深的沟壑造就了一层透明却厚实得无法冲破的漠然。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时时刻刻都在谨小慎微地提防着这一切，就像是我对眼前生活的逃避。但事实却是，只要轻微地给我一点感情触动，便能引起我那块脆弱的伤口生出阵阵剧烈的疼痛，好象那块感觉神经里装有一个效率极高的感觉放大器，时刻准备迎接刺激事件的到来。

自从那群瘦黑如一的民工如蚁群般涌来此地，并随便搭个长长的棚子就安顿下来时，我的房子和耳膜在白天里就没有停止过震动。我从来不敢在那些白天随便外出，因为散布在空气中的沙尘足够把我的视线和呼吸系统淹没。偶尔几次从窗户中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心中会隐隐地涌起一股股神秘的死亡思绪。也许，在窗外，死亡正张开着它那满是吸盘的多爪之手，等待适合下手的猎物。也许，生命在死神的眼里本就如同玩物。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对雨的期待总有一种特别的急切，但老天除了亮出他那白晃晃的脸色就是摇动手里那把无边无际的大扇，整条街道被这种污杂的空气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躺得久了，便会生起一股莫名的担心——沉重的灰尘会不会把我这原本不算牢靠的屋顶压垮？死神是不是就趴在屋顶等待着我？我是不是已成为死神视线内的猎物……我在这番自己给自己制造出的惶惶不安中等来了一场牛毛似的小雨。
机器终于停止了它们的轰鸣，窗户外面的空气也很快变得透明起来，我许多天来如同闷葫芦一般的生活终于在这么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里得到一丝解脱。我终于在这凉风习习细雨飘飘的白天踏出了空荡荡的家门。
曾经布满裂缝后来又被机器敲打穿刺得支离破碎的马路现在已新铺了一层粗糙但结实的混凝土，路上停着一台压路机以及大小两台起重机，路的两边还零星地散布着一些民工的身影，他们又在敲打折腾着某一小块刚成形的路面。远处还有两个穿着灰白破旧且布满污点的迷彩服的男人分别在用一种机器拍实路的边缘，他们紧紧地用双手握着方向盘（更多的时候还用腰部顶着），那个“啪嗒啪嗒”作响的机器就这样一点点地从路的这一头不停地震动着震动着一步一步移动到路的那一头。空气中弥漫着激烈而短促的“啪嗒啪嗒”声，像是无数架机关枪在对着空气扫荡。空气里开始出现一张张千疮百孔，如一张张破败不堪的网。
隔壁的桌球店生意冷清的如同当时的空气，六张球台中只有一张旁边立了三个学生，从他们口中偶尔发出一两声“哎呀哎哟”的叫声；球台边的长凳上坐着两个嘴巴上还咬着早已熄灭的烟头正眯着眼睛打瞌睡的民工。老板娘看见我，堆上一大把假冒伪劣的笑，像喇叭一样地说：“我还以为你去你爸妈那儿了呢！”她以前在没事的时候总会来找我母亲搓麻将，而我母亲是个技术很烂但极易受他人蛊惑的憨厚女人，她在她的那群“麻友”中充当的是一个送钱送欢乐的角色。母亲在外面把钱和欢乐都送给别人了，我和父亲都不怎么高兴。因为这个，父亲时而会为一点小事而对母亲破口大骂，而我，只能在内心里恶狠狠地憎恨那个来找我母亲搓麻将的人。所以我对这个老板娘的憎恨已算是日积月累得有好厚一大叠了。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依旧继续往前走。这时我听到从身后传来的几句轻细而模糊的嘀咕——“一个破大学出来的大学生还装什么清高……工作都没有……爸妈都不要了……累死白搭……”。我知道这是老板娘的声音，我也知道她在说我，但我依旧没有停步，依旧轻轻地向前走，漫无目的无聊至极地走。然后天就黑了。

后来，铺路的工程终于接近了尾声。一天下午，我写字写累了，便揉揉眼睛看着窗外发呆。外面的空气干净了很多，我看到一辆辆满载柏油的橘黄色运输车源源不断地运来一车车搅拌好的柏油石子，然后倒在那条已铺了粗糙的混凝土的马路上，后面紧接着就有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把那堆起伏不平的柏油石子堆压得整整齐齐、服服帖帖。有机器没有压到的地方，就由民工拿着铲子和其他工具在那捣鼓着。刚铺下来的柏油依旧冒着白色的水汽，我呆在紧闭着的房子里似乎都能闻到那一股股难以入鼻的臭味，而在民工中却没有一个戴了口罩的。发出巨大轰鸣声的不长眼睛的铁机器就这么在他们身旁不到几分米的地方继续工作，我却没有在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哪怕细微的一丝担心与忧虑。在另一边还没开始铺柏油的地方，一架身材高大的起重机正伸长手臂从一辆大卡车上吊下一块块大石头。那石头应该是用来装饰这条新修的路吧，我想。卡车上和卡车下都站了几个民工，他们配合精巧地把那些石头放下，然后再重新组装。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没戴安全帽的，然而，从他们的动作中，我也没有找到哪怕细微的一丝担心与忧虑。
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只是回头去喝了杯白开水而已，然而，当我再返回来看窗外的风景时，却发现那些活动的机器都停了下来，四面的人群开始往一个方向涌。那台庞大的起重机成了涌动着的人群的中心，似乎它此时已不是简单的一台机器，而是一个能量巨大的磁场中心。我在猛然间想到了那个紧拖住我的父母不放而我的父母自己也不愿离开的钱眼，这股强大的吸引力居然和那个城市里的钱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不幸的是，我在这个巨大的磁场中心发现了死神的存在——它以一块血斑的形式贴在地上的一块丑陋不堪的石头上，它还以一滩血泊的形式伏在粗糙而不甚平整的混凝土马路上，也许，它还以一股血腥味的形式弥散在周围的空气中，只不过我没那个能力去发现。
然后，我见到了一具被死亡覆盖着的身体，直直地躺在起重机那个竖直向下的铁钩子的正下方。
我的眼睛一直就这么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但后来的很多事情都没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一点印象，当我返回到视线中的那块现实时，围观的人群已经在零散地离去，像是对这种持久而无新意的表演的一种反抗，抑或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漠然。
整个工程却没有再进行了，一些民工站在离死者较远的路边抽着烟，还有一些已经走进了那个长而简陋的棚子，也许，有些人已躺在了他们用木版和铁管架起的床上，他们好久都没得时间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后来，从棚子里急急忙忙地钻了出来一个女人，疯狂地奔向那个磁场中心。尸体旁边现在只围了几个面无表情的男人，他们看着女人疯也似的朝这边跑来，赶紧让了让，然后无奈地摇摇头，好象从他们喉管中还喷出了一股气体，沉甸甸地压在了死者身上。
女人跑到那个磁场中心，静静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愕然。然后她双膝跪在地上，开始号嚎大哭起来，她的头发被风和眼泪鼻涕以及汗水弄得无比凌乱。我在房子里都能听到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倚在窗前，闭上眼睛，心里滑过一丝凉飕飕的冷风，呼吸都变得分外压抑起来，甚至我的手指也变得冰冷冰冷的。残酷而现实的死亡莫名其妙地勾起了我的某根思绪，我的喉咙深处突然像是被什么给堵住了一样，从肺里呼出的气体要艰难地穿过那块堵塞物才能挤出来，我的心里泛起了阵阵浓密而沉重的涟漪。然后我双手捂住眼睛，泪水夺眶而出。在我眼前那块模糊的镜像里我见到我那倔强而固执、疲惫而憔悴的父亲在那个拥挤而细小的钱眼里奋力挣扎的身影，我把双手使劲地压住眼睛，想极力保持这个镜像的完整，但在最终，它还是像一个虚设的幻象一般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久了，女人的哭声渐渐沉淀下去，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外界又悄悄活动开来。我再一次来到窗前时，女人已不在了，尸体也被一些布条包裹得严严实实，路上的血迹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洗掉了。如果你只是不经意地瞥一眼的话，你很可能会认为那只是一个躺在地上睡午觉的普通民工。一个人的死亡就这样被“普通”稀释得如同虚无，也许，这个普通的人在很多人眼里本身就只是一种虚无。
第二天上午，尸体被移走了，工地继续开工，那场面，依旧显得热火朝天。
新鲜的柏油路很快就压好了，平平整整的；在黑油油的路面上，还印有一个个色彩鲜明的标记，在阳光的照耀下甚至还有些刺眼。死亡早已被重型压路机严严实实地压在时间之中，人们对它的议论将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消退，人们对它的记忆将会在普通的生活之中慢慢淡化，直到最后的清净如水。
柏油路铺好的那天晚上，父亲打了个电话回来。他又想像平常一样跟我寒暄几句要我注意身体注意饮食然后就挂断电话，但他只开了个头我便打断了他。
我对着话筒大声说道：“爸，别说了，我明天去你们那！”他哑巴了几秒钟，然后“嘿嘿”地憨笑了一声，说：“也好，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就这样说好了，我挂了！”
我把话筒放下，父亲肯定以为我是要去和他们一起拼死拼活地钻钱眼。想到这里，我鼻子突然一酸，眼睛里又开始温热起来。
其实，我是决定明天去接他们回来，更大的可能是我去强制性地拉他们回来。因为我突然发觉，无论怎样，他们呆在家里吵点闹点赚得少点吃穿得差一点，总比在外面拿着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钻那个钱眼挖那些“金子”好一点。是的，我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