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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做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开始渐渐要求和医生的关系变得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无法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从进医院看医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聪明的病人呢？我们内心总是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像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是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是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恢复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有时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做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是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

 

病人很少意识到应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的病人要求的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也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防御机制，可能我们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作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其中之一就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生素B，或是一针退烧药——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现在已经濒临绝种。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一个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说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

 

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仿佛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也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和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不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