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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回来说美国西部蛮荒之地的这家“金龙大酒店”。我推门进去，站柜的一个妇人迎上来，笑容标准，以英语开口：“几位？”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从她肩上望过去，座位上都是牛仔的后代，我对他们毫无成见，只是，“您这里是中国餐馆吗”？

 

“当然，我们这里请的是真正的波兰师傅。”

 

在回洛杉矶的路上我都在骂自己挑剔。波兰师傅怎么了？波兰师傅也是师傅。我又想起来贵州小镇上的一家小饭馆，进去，师傅迎出来：“你炒还是我炒？”中国人谁不会自己炒两个菜？“我炒。”

 

所有作料都在灶台上，拣拣菜，抓抓码，叮当五四，两菜一汤，吃得头上冒汗。师傅蹲在门口抽烟，看街上的女人走路，蒜瓣儿一样的屁股扭过来扭过去。

 

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

 

与我体内的蛋白酶相反，我因为十多岁离开北京，去的又多是语言不通的地方，所以我在文化上没有太多“蛋白酶”的问题。在内蒙古、云南，没有人问过我：“离开北京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会有什么新的计划？”现在倒是常常被问道：“离开你的根以后，你怎么办？你感觉如何？你适应吗？”我的根？还不是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早就是老盲流了，或者用个更朴素的词，是个老“流氓”了。

 

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不过我总觉得，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比如母语，制约着我这个老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