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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眼一望，60岁的郭敏没有任何值得多看一眼的地方。

 

她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晚上她会去幼儿园接两个4岁的孩子放学，1.5米的身材淹没在车流和烟尘中。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唠唠叨叨又快快乐乐。在北京无数的城中村里，这样来帮儿女照看孩子的老太太实在是太多了。

 

但真相是：两个孩子不是她的孙辈，而是她的儿女。56岁那年，她使用胚胎植入技术生下一对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地区产妇的年龄上限。

 

郭敏的独生女儿是在2005年因车祸去世的。那几年，郭敏形容自己是“想啊想啊，脑袋都要炸了”。直到她看到一张报纸上的新闻，“日本有个女人60岁生了孩子”。那一刻，她无比感谢自己从南昌老家来到了资讯发达的北京。

 

第一次怀孕很顺利，却流产了；吃药补了一年身体，第二次成功了。剖宫产下两个孩子，连植胚胎带生产一共花了8万元。至今她都认为，这8万元是她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尽管其中有3万是向老母亲借的，母亲后来发现她还不起，说：算了。

 

她保留了一张大女儿14岁那年的照片，不敢拿出来。倒不是怕看了伤心，9年了，早已淡然。两个小孩子争抢照片，“姐姐是我的”，差点儿撕坏。

 

为防止失败，郭敏第二次植入了三个胚胎。一个流产了，老伴主张再流掉一个，留一个女儿就够了，“咱们赚这点儿钱，两个怎么养得起？”她坚决不同意，和老伴一直吵了3个月。孕期过了3个月，就不好流产了。她很满意。

 

2013年7月，65岁的老伴脑梗发作，好几个月才出院，如今在他与前妻生的儿子家住。因此，现在郭敏一人养两个孩子，母子仨住在一间月租600元的出租屋里。

 

两个孩子正是满床乱爬的时候，稍有不慎就容易从床上掉下去。她就在床头安了一根不锈钢杆子，两个孩子每人腰上套一根带子，另一端系在杆子上。

 

郭敏每天早上7点起床，给两个孩子冲奶粉、洗脸、洗屁股，8点半送他们去幼儿园。然后回家做账，做到中午吃一袋方便面。下午继续做账，5点去接两个孩子。

 

他们上的是家门口的打工子弟幼儿园。走路5分钟就能到，但她多半要走半个小时。城中村太乱，各种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在一条土路上双向奔流。她紧张极了，紧紧拉住一双儿女，不时还得侧身躲一阵。“小女孩还好，那小子太淘！”幼儿园园长白长武证实了郭敏提及的一件事：幼儿园的学费其实已经涨了100元，唯独对她的两个孩子例外。“她太困难，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两个孩子都白净、活泼，有一种格外撒娇的姿态。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诸如“为什么你比别人的妈妈老”之类的问题，而是抢着上来要她抱，说：“妈妈我想你了。”

 

除了1800元的退休金，她现在为7家公司做账，每家付给她的报酬是200至300元。都是老客户，看她认真，就一直让她做。但每个月需要她自己去把账簿取回来再送过去，顺便结报酬。这些公司都是两三个人的规模，且都很远。有的在通州，有的在石景山，有的在海淀，公交车坐到头还要走好远。前几天两个30岁出头的电视台记者跟在她后面拍，拍得那个记者实在走不动了，她却仍然健步如飞。把账簿取回来后，她每天要再工作五六个小时。

 

每个月支出两千五六百元钱后，能攒1500元——这个数字，郭敏显然已在心中计算过无数遍。这样，再工作10年，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应该够了。老伴脑梗发作，她立即作出决定：将来不会让孩子们上大学了，高中都不必念，最多读个技校，能找个工作，足矣。

 

打开郭敏家的冰箱，大蒜和鸡蛋几乎是仅有的库存。她每隔一天给孩子们做一小碗蒸鸡蛋糕。幼儿园下午3点有一顿面条做间食，这让她窃喜，认为是占了便宜。有一天她晚上7点才回来，赶到幼儿园一看，儿子很乖，原来是幼儿园阿姨给他喂了一个馒头。

 

每周二、周五上午是她逛街的时间。菜市场就在她家楼下，她却视而不见，坐两站地往北，去赶更偏远的一个农村集市。那儿的河鱼卖6元钱一斤，比村里便宜2.5元。一条3斤的鱼买回来，她和两个孩子能吃一个月。第一次剁了鱼头鱼尾熬汤，两个孩子都爱喝；剩下的鱼身再剁两刀冷冻起来，三个星期炖三段。

 

有一次她去收账，对方公司的小姑娘说：“郭姐，你上头条了。有人评论说你这么穷还非要生孩子。”她说：他们不懂得失独母亲的苦痛啊。也有人叫她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她没有去。

 

昨天两个失独母亲来看她。一个是上高中的儿子打篮球时猝死，一个是上大学的儿子车祸身亡。两人都哭得几欲昏死过去。她没有哭，眼泪早已流干。对4年来疲于奔命的生活，她说自己从来没有一秒钟后悔过。

 

4年前，北京本地媒体报道她生下一对双胞胎的消息时，她还有些矜持，让他们都写成“郭女士”。现在她不在乎了。写真名就写真名，随便吧，连孩子的名字都不掩饰。没那么多掩饰的空间。

 

她感觉到了恐惧。腰已经扭了两次，大夫说不能再扭第三次了。她总是特别小心，远远听到汽车喇叭声就往路边躲，姿势和神情都好像是在走钢丝。

 

父亲去世了，母亲随弟弟去广州生活，家乡已没什么亲人。在北京，在她住的这个城中村附近，也没什么能托付的朋友。一旦她倒下，两个孩子就只能被“推向社会”，去孤儿院了。如今两个孩子的体重加起来快赶上她的了。她已经抱不动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