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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女人是谁？喏，第二排戴眼镜的……

   啊，没什么的，年轻丈夫答道，一个穷婶母。

   她没有姓名，只是穷婶母。如此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说姓名那玩艺儿反正总要消失的。

   消失的形式林林总总。第一种形式是与死一同消失。这很简单，“河水枯而鱼死绝”，或“林火焚而鸟烧尽”……我们哀悼它们的死。第二种形式是某一日倏然消失，如一台旧电视机，死后仍有白光在荧屏上恋恋不舍。这也不坏，有点类似迷失方向的印度大象的脚印，但坏确乎不坏。最后一种形式——人没死名字便已消失，即穷婶母们。

   但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穷婶母式的失名状态中。在傍晚拥挤不堪的中心车站，自己的目的地、姓名、住所突然从头脑中消失一尽。当然时间极短，五秒或十秒。

   也有以下情况：

   “你的姓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个人说。

   “没关系的，别介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名字。”

   他指了好几次自己的喉结：“哎呀，都已经到这里了。”

   这种时候，感觉上自己就像被埋在土里面，只有左脚尖探出地面。偶尔有人被绊了一下，随即道歉：哎呀对不起都已经到这里了……

   

   那么，失掉的名字到底去哪里呢？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它们继续生存的概率想必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中，有的在路上被卡车碾成肉饼，有的仅仅因为没有零钱乘电车而魂断街头，有的连同满口袋的自尊沉入深水河中。

   尽管如此，它们之中的几个也还是有可能碰巧活下来而赶到已失名字之城，在那里创办一个与世无争的共同体。的确是小小的、很小很小的小城。入口处想必立有一块这样的牌子：

   闲人免进

   进入的闲人，自然要受到相应的轻微处罚。

   

   也许那是为我准备的轻微处罚——我的脊背有小小的穷婶母贴了上来。

   最初觉察到她的存在是在八月中旬。并非因为什么才觉察到的，只是忽有所感，感到背上有穷婶母。

   那决非不快之感。既不太重，耳后又没有呼出的臭气。她只是如漂白过的影子紧贴在我的后背。若非相当注意，别人连她贴着我都看不出。和我住在一起的猫们在开头两三天固然以狐疑的眼神看她，但在明白对方无意扰乱自己的疆域之后，便很快适应了她的存在。

   几个朋友好像沉不住气了，因为在我和朋友对坐喝酒当中，她不时从我身后一闪探出脸来。

   “叫人心里不安啊！”

   “不要介意，”我说，“又没什么害处。”

   “那是那是。可有点心慌意乱。”

   “噢。”

   “到底从哪里背来的，那玩艺儿？”

   “哪里也不哪里。”我说，“只是，我一直考虑很多事情，顾不上别的。”

   朋友点点头，叹息一声。“知道的。以前你就这性格。”

   “呃。”

   我们很不来劲地继续喝了一个小时威士忌。

   “我说，”我问，“到底什么地方让你那么心慌意乱？”

   “就是说，总好像给老娘盯着似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显得大为不解，“因为你背上贴着的是我母亲嘛！”

   

   综合几个人的这类印象（我本身看不见她什么样），我背上贴的并非某个特定形象的穷婶母，而是能够随所看之人心中图像不断变换的类似乙醚的东西。

   对一个朋友来说，乃是去年秋天死于食道癌的秋田狗。

   “十五岁了，老得一塌糊涂。可干嘛偏偏得什么食道癌呢？可怜！”

   “食道癌？”

   “是的，食道里的癌，够受的！这玩艺儿可千万别沾我。成天唏唏嘘嘘地哭，甚至声音都发不全。”

   “唔。”

   “真想给它来个安乐死，但母亲反对。”

   “那又何苦？”

   “天晓得！肯定是不想玷污自己的手吧。”他兴味索然地说，“靠打点滴活了两个月，在贮藏室的地板上。地狱啊！”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狗。胆小，见人就叫，百无一用，光是讨人嫌。皮肤病都得了。”

   我点点头。

   “倒不如不是狗，托生为蝉什么的说不定对它更幸福——怎么叫也不让人讨厌，又不至于得皮肤病。”

   然而它依然是狗，口里插着一根塑料管贴在我背上。

   对于一个不动产商来说，则是很早以前的小学女老师。

   “昭和二十五年（注：一九五○年。），记得是朝鲜战争开始那年，”他边说边用厚毛巾揩脸上的汗，“她带我们班，带了两年。令人怀念啊！怀念归怀念，实际上差不多忘光了。”

   看样子他把我当成了那位女老师的亲戚或别的什么人，劝我喝冷麦茶。

   “想来人也够可怜的。结婚那年丈夫就给抓去当兵，坐运输船途中‘嘣’一声完了。那是昭和十八年。她一直在小学教书，第二年空袭当中身上着了火，从左脸颊烧到左臂。”他用指尖从左脸颊往左臂划一条长线，一口喝干自己的麦茶，再次拿手巾揩汗。“人像是蛮漂亮，可怜啊……性格都好像变了。若是活着，也怕快六十了。是的，是昭和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