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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之后，曾李师徒二人同处官场，分主南北，但是心境大不相同。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年富力强，意气风发。接任不久，朝廷即裁掉了原来负责外交和三口通商大臣，将其权力划归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从此例兼北洋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正式成为大清王朝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第一人：

 

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1]

 

这真是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李鸿章后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一人身系中外重望，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掌握和资源和发挥的影响，都是曾国藩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曾国藩则重返两江，病体沉重，心情抑郁。天津教案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健康，埋下了他两年后猝然去世的伏笔。

 

李鸿章在接班后的表现如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接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李鸿章非常震惊。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惊悸悲痛，神魂飞越，……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2]

 

随信他寄去了一副非常有名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 旷世难逢天下才。

 

在曾国藩的众多门生下属中毫不客气地自称“门生长”，理所当然地以接班人自居，这是典型的李鸿章风格。

 

确实，李鸿章与曾国藩的交往中，尽管有着种种貌合神离，但大的方面仍可谓有始有终、有情有义、珠联璧合。在曾国藩去世后，他也确实全盘接过了曾国藩的事业，让曾国藩得以“薪尽火传”。

 

那么，李鸿章在接班后的表现如何呢？

 

在曾国藩身后，李鸿章独力承担起外交大任，不畏难，不逃避，屡屡冲在第一线。《清史稿》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应该说，他在很多方面比曾国藩出色。“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3]

 

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

张之洞、梁启超等人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越同僚，中国近代著名企业的发展，几乎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虽然有收受俄国贿赂等传闻，但是综观李鸿章的全部外交史，他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竭尽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但是另一方面，总体上来说，李鸿章的事业在大处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外交家，李鸿章最主要的“成绩”是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虽然李鸿章不断努力，但是大清一败于甲午，二败于辛丑，并且在李鸿章去世后十年猝然崩溃。

 

李鸿章的失败，从大的方面看，不仅是李鸿章的个人失败，更是一个文明体的整体失败。他所处的历史三峡段，水流过急，变化过速，换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不可能稳撑大船而不出事。

 

然而从小的方面看，李鸿章的个人因素仍然不可不提。和曾国藩比起来，李鸿章最大的问题是学无本源，做事不象曾国藩那样讲求从根本做起，而只是满足于做一个“裱糊匠”。曾国藩身上有一种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理想主义精神，而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危险复杂的国际形势，李鸿章不能如神话中的英雄丹柯那样，挖出自己的心脏，来照亮一个民族前进的道路。他上面要讨好慈禧，下面要交好那些颟顸的亲贵，对外要与洋人周旋，用人处事，皆图便宜，基础不牢，自然不能长远。晚清自强运动与外交的最终失败，与此不无关系。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

 

1900年的李鸿章1900年的李鸿章

有人分析李鸿章一生最大的失败即甲午之战的失败时说：

 

究其所以失败之由，群议之掣肘者半，用人之失当者亦半。……其故吏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贻误，坐偾大机。其一因也。[5]

 

李鸿章殚精竭虑，经营北洋海陆军，自认为这支军队是靠得住的。没想到甲午战争，海军一败涂地，陆军也不堪一击。失败的原因，朝廷上其他大臣掣肘占一半，自己用人不当也占一半。李鸿章用人爱用私人，用故旧，而不问这些人能不能称职。所以一遇大事，就翻车了。

 

对这一点，李鸿章也不是没有反思。他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的话：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