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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尽管我们试着回归危机前的生活，却发现彼此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精神疾病的发作是短暂的，但它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关系，它所带来的伤害要花几年时间来修复。我越来越吹毛求疵，因为我需要确保她维持平衡稳定的生活习惯。

 

在朱莉娅精神恢复两年多后，我们的孩子乔纳斯出生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两人同时带来喜悦，特别是对朱莉娅，她沉醉于乔纳斯身上所有令人引以为豪的东西——他的气味、大眼睛、睡着时噘起的嘴唇。我订购了尿布，制订了时间表。我同意让朱莉娅重返工作，而我则成为全职爸爸，在乔纳斯小睡时写作。

 

一切都太棒了——虽然只有10天。刚生完孩子的第一周，朱莉娅还在跟我聊孩子的奶水，可下一周，她就聊起了宇宙的诞生。我装好奶瓶和尿布，把乔纳斯放进车座扣好，把朱莉娅哄出门，驱车前往急诊室。

 

一到那儿，我试图说服值班的精神科医生，说我可以处理。我知道如何在家照顾我妻子，之前做过这些，我们所需要的是跟从前一样的药物，朱莉娅服用后的效果很好。医生不同意，她送我们来到山景城的埃尔卡米诺医院。在那里，医生指导朱莉娅最后一次给乔纳斯喂奶——喂奶必须在服药之前，以避免母乳受到药物影响。

 

乔纳斯吃完奶后，朱莉娅胡扯说天堂是怎样一个地方，上帝如何给每个人都制订了一个神圣计划。然后医生从朱莉娅那里带走乔纳斯，把孩子交给我，将我妻子带走了。

 

又一次，我失去了她。

 

不应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

 

为了配合妻子的治疗，我再次成为医生的“帮凶”，严厉控制着朱莉娅的行为。这时，朋友送了我一本书，并告诉我：“你不该以爱之名变成一个控制狂，朱莉娅虽然是精神病人，但她也有尊严。”

 

这本由R.D.兰恩写的精神病学专著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反精神病学。从兰恩的观点来看，对精神疾病的诠释是一种贬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谓正常人实施的一种权利剥夺行为。精神病患者的怪异行为可能只是他们在用不太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书中有句话让我尤为痛心：“在我所见过的精神病患者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被爱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朱莉娅的行为控制是多么残忍。我爱朱莉娅，将她视为生命核心，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她的康复置于首位。我没有因控制朱莉娅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为自己协助她与病魔作战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然而，兰恩戳穿了我所珍视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观念：我是个好丈夫。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正确性。不过从一开始我就选择协助医生，强迫朱莉娅做违背意愿的事情，使她失去了尊严。

 

内疚之下，我咨询了精神病研究机构。对方告诉我，精神病患者并非绝对需要药物。如果一个人身体正常，清醒时能够认识自己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为自己做出规划。

 

某种程度上，我得承认兰恩是对的：不应该剥夺精神病患者的尊严。我决定不再呵斥朱莉娅吃药，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在和医生协商后，我尝试在和朱莉娅的讨论中建立规划：什么情况下朱莉娅该服用药物，该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条强硬措施：如果彻夜未眠，应服用最大剂量。

 

朱莉娅想尽可能晚服药，并且希望一开始少用药。我们激烈争论，最终坐在一起达成了妥协。这只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但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真实的一步，而这样的尝试在之前是很少见的。

 

我们仍有一大堆事要决定，大多相当复杂。朱莉娅仍想在35岁前要3个孩子，我的关注点则在于避免让她再次陷入精神病。

 

但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坐下来讨论药物用量、怀孕时间表、在怀孕期间服用药物的风险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说“我爱你”。如果我说“我想你太急了”，暗藏的意思其实是“我要你健康和满足，并且我想与你共度一生。我想了解你我之间的分歧，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

 

朱莉娅会说“给我一些空间”，而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把它们做好”。

 

我们现在不顾一切地相爱，要战胜精神疾病。回首往昔，那些被危机改变了的日子，使我们的婚姻经受了重大的考验。虽然从朱莉娅患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年，但尝试共同规划人生的信念令人愉快踏实。

 

为了让朱莉娅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地尽我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