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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的碟里，“一定要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在客厅里。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去过苏联，可是，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900多天，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不知道她的500马克会落在谁的手里；她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给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20岁，在一个小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回忆，眼里流过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我窗前放个南瓜、几颗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说：

 

“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一个结婚纪念的什么东西——她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