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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先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相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而对毕加索来说，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儿，毕加索提出：“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里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笔，送给毕加索两支。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给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要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我最不懂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毕加索说。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们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们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