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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下午，电话铃响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正在做推迟了的午饭，但还是一一关上煤气，赶紧拿起听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来的关于堇消息的电话。铃声的响法总好像有一种紧迫感，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不料是“女朋友”打来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喧——这是很少有的——说道，“能马上来一趟？”

    听语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说不定是我们的关系被她丈夫发觉了。我静静地深吸一口气。万一同班上学生的母亲睡觉的事给学校知道，不用说，我将处于相当狼狈的境地。最坏时情况有可能被解职，不过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已清楚。

    “去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她说。

    我乘电车赶去立川，到火车站附近那家超级市场已经两点半了。下午热得就好像盛夏卷土重来一般，我却按她的吩咐，穿白衬衫打领带，外加灰色薄质西服。她说这样看上去像老师，能给对方以良好印象，“因为你有时看上去像学生”。

    在门口向一位正在整理售货卡的店员问保安室在哪里，对方说保安室不在这里，在隔一条路的另一栋的三楼。原来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层小楼，里边连电梯都没有。混凝土墙壁裂纹纵横，仿佛在木讷地诉说别介意、反正就要整个拆除了。我爬上磨损了的窄楼梯，小声敲了敲挂有保安室标牌的门，一个男子粗重的语声让我进去。推开门，见她和儿子在里面。两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对。别无他人。

    房间即使不算宽宽大大，可也决不窄窄巴巴。三张桌子靠窗排开，铁皮文件柜立在对面一侧。旁边那堵墙上贴着执勤表，铁架上摆着三顶保安员帽。最顶头那扇镶有磨砂玻璃的门的对面看样子有间休息室。房间无任何装饰，无花，无画，无挂历，唯独墙上那个圆形挂钟格外醒目。房间空旷得出奇，俨然因某种缘由被时间长河遗弃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烟和书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经年累月才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气味。

    执勤的保安员身体敦敦实实，年龄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脑袋，花白头发密麻麻硬挺挺，用散发出廉价气息的整发水迫使其就范。其眼前的烟灰缸里满是“七星”残骸。我一进门，他立即摘下黑边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来那是他见生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那对眼睛犹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总的说来，不是以安慰别人为目的的视线。

    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出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于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